婚姻家庭法是社会性别立法中的基础性法律。建国七十年来，我国先后于1950年、1980年颁行两部婚姻法，并于2001年修改1980年婚姻法。2020年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婚姻法》《收养法》一并编撰成为第五编婚姻家庭的有机组成，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第四次重大变革。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婚姻家庭立法所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面对的婚姻家庭领域问题也各具时代特色。然而，通过制度性保障，确认夫妻各自人格独立和具有平等法律地位，打破由历史文化和观念造成的男女在社会与家庭“公”“私”两领域中的角色定型与性别隔离，促进夫妻在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共享权利，共担义务与责任，公平分享资源与机会，实现私领域中的两性平等与共同发展，却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始终不渝的价值目标。

一、1950年《婚姻法》强调男女权利平等

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使妇女深受族权、父权、夫权三座大山压迫，在法律上处于无权地位。解放妇女，必须从赋权角度确认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1950年《婚姻法》第1条确立新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特征，不是男女平等，而是男女权利平等。其开宗明义：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强调男女权利平等，就是要通过立法，改变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无权状态。将妇女作为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平等主体，承认其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拥有与男性平等的资格与机会，从而实现男女形式上的平等。

不仅如此，1950年《婚姻法》还通过一些保护性措施，促进男女婚姻家庭地位平等。这部法律共计8章27条，据统计，有三分之二条款偏向于保护受尽封建父权、夫权压迫的已婚妇女。尤其在夫妻财产制、离婚财产分割、离婚后的子女抚养等方面，突出体现了对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权益保护。例如：（1）关于夫妻财产制，第10条规定：“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由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2）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第23条第1款规定：“离婚时，除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外，其他家庭财产如何处理，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3）关于离婚时的债务分割，第24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担的债务，以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偿还；如无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或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不足清偿时，由男方清偿。男女一方单独所负的债务，由本人偿还。”

1950年《婚姻法》的施行，使得中国妇女地位通过一种强制化的方式得以提升。这部法律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恢复女性人权宣言”。

二、1980年《婚姻法》强调男女权利义务平等

1980年《婚姻法》问世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新婚姻法”继续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同时，强调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禁止重婚，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它从夫妻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角度，在计划生育、婚姻居所、相互扶养、子女姓氏选择、共有财产处理等方面，做出了夫妻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相应义务的规定。例如，（1）第八条规定，登记结婚后,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间接引导男方可以随女方家庭一起居住,着手改变从夫居的传统婚姻习俗。”[1]（2）对于夫妻之间的扶养，首先确立夫妻负有互相扶养的义务,对于一方不履行此项义务的，规定另一方享有请求该方扶养的权利，进一步平衡了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3）对于离婚夫妻共同财产分割，新婚姻法不再规定“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代之以“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夫妻双方协议处理”原则。（4）对于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清偿，它将1950年婚姻法“无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或共同生活时所得财产不足清偿时，由男方清偿”的规定，改为“该项（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由双方协议清偿”。

三、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追求男女实质平等

上世纪90年代，一方面，联合国提出“赋权于妇女”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促进性别平等全球战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确立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经历了剧烈转型，人们的婚姻家庭价值观更加多元。在这一背景下，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重在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诸如婚外情、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重婚、家庭暴力等等，冲击着我国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为此，《婚姻法修正案》增加若干条文，努力促进男女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实质平等。（1）在总则增加倡导性规定，突出婚姻家庭法的伦理特性。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2）第一次将“禁止家庭暴力”写入法律，并在第五章确立对受害人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3）离婚制度中强化离婚救济措施，增设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对婚姻期间照顾子女老人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予以离婚时的救济；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离婚中的无过错方予以救济。

四、2020年《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是“集大成者”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继续坚持婚姻法基本理念与原则基础上，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写入法律，作为倡导性条款，在基本原则中继续坚持男女平等，同时注重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在具体制度和条文设计中，更加注重关照弱势群体利益，注重推动两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实质平等。具体如，（1）结婚制度中取消禁止结婚疾病规定，相应增加可撤销婚姻情形，对男女婚姻自主权予以平等保护和救济。（2）在夫妻权利义务中增加规定夫妻互享日常家事代理权，为确立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提供权利基础。（3）在夫妻离婚共同财产分割中增加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4）进一步完善离婚救济制度。扩大离婚家务劳动补偿适用范围，强化对家务劳动社会价值的承认；在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中增加兜底条款，扩大对诉讼离婚的无过错一方的救济。这些新举措为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实现男女实质平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律保障。

总之，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推动男女平等的侧重点虽各有不同，但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一直是法律的基本原则。历史与现实表明，法律仅以男女形式上平等为目标，强调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各项权利，忽视或盲视两性的现实差异与女性的特殊需求，缺乏采取有针对性的特别保护措施，其结果往往使法律上的男女平等流于纸面和形式，难以实现两性在权利平等基础上的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女性因此无法获得真正的解放。再者，一些法律条文虽未明示保护妇女权益，但其实施后受益的多为妇女。因为，现实生活中，妻子一方常常是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离婚后，子女常随母亲共同生活，离婚后生活困难的也以女方为多。因此，只要立法关注社会现实，关照两性的利益差别，即便是性别中立的规定，同样能够促进夫妻之间事实上的平等，也因此是体现男女平等价值观要求，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立法。

注释：

[1]彭黎、李明舜：《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社会性别分析》，载《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12页。

作者：薛宁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社会法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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