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1年，宋代大文豪苏轼在给他弟弟苏辙的赠诗中，留下一句著名的戏语——“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有的文献版本，将后面一句略改为“致君尧舜终无术”，但意思并无太大变化。千百年来，围绕这句戏语，不知耗费多少文人笔墨，试图辨明大文豪的本意，究竟是提倡大家读经，还是主张大家读律呢?

目下关于这句话的讨论，亦不鲜见。前不久，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仍有同仁旧话重提，津津乐道，似乎此事真的很重要。其实，道理再明白不过：在科举盛行时代，读经如家常便饭，读律也不过是为稻粮谋，大家都是为了吃饭，二者又有何本质矛盾呢?换句话说，读经固然是士大夫修齐之具、进身之阶，但对于立法和司法者而言，不去读律，怎么能行呢?

事实上，早在汉代大儒郑玄等人注解儒家经典时，便把法律内容囊括进来，通而观之，并从源头上使律学成为经学的一个分支。也正因为如此，到了唐代，才有可能反过来，用儒家经典去注解成文法律，成就“一准乎礼”的经世大典——《唐律疏议》。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古人在形容一些著名法律专家时，经常使用“治律如读经”之类的说法。这无疑表明，不仅“读经”与“治律”在根本上并不冲突，相反，往往用“读经”的精神方法去“治律”，才有可能在法律领域做出突出的成就。因此，今天某些人所哓哓置辩的，读律与读经之间的矛盾，在某种程意义上，或许就是个伪命题。

但是，为什么我们总感觉古人不太重视法律教育，甚至不主张以法治国，而是主张以德治国呢?正如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亦为盛世所不尚”。这里面的根本症结，或许在于，古人早就看出了法律教育的天然弊端：法律教育不仅会使人更容易钻法律空子，甚至会坏人心术，导致道德败坏，毫无羞耻之心，违悖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等显而易见的结果。但最为严重的恶果莫过于越来越多的人会变成刁民，也就更难统治了。

因此，极端的个人自由，不仅与民主无关，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更未必是好事。孔子教导我们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商君也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以乐成。”不言而喻，只有愚民和弱民，才是最容易统治的;刁民和顽民，则必须扼杀于萌芽状态或襁褓之中。

最后，还是孔圣人的话最为真理：“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礼，齐之以德，有耻且格。”在政刑并举时代，慑于法律政策，人们可能不敢去触碰法律，但是毫无羞耻之心，也是很可怕的。大家还是希望德礼并举，让每个人既有道德羞耻感，又能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而不游离于礼法框架之外。最终，大家都变得“从心所欲，不逾矩”，谁还管你读经，还是读律呢?

作者：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法制日报》2019年11月19日“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