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题发挥：《寻找亚洲》读者分享会侧记

孙家红

10月20日下午，在中间美术馆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读者分享会。活动主题围绕一本新书《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展开，主角自然是该书作者——孙歌教授。与此同时，活动主办者请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李志毓女士，作为与谈嘉宾。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参加活动的初衷并不在于前面两位，而是想会一会该书的策划编辑范新兄，并借机观摩一下他作为主持人的“台风”。

活动在下午两点正式开始，范新兄先是简单介绍了该书的出版背景，但很快“借题发挥”，谈了他对当下人文社科学界一些前瞻性思考。总体上，批评大于赞扬，忧虑大于乐观。随后，孙歌教授作主题演讲，交代该书宗旨，并讲了一些图书背后的故事。观点鲜明，逻辑清晰，如行云流水。李志毓女士接着发言，但关于该书思想内容的讨论不多，主要从史学角度“补充”了几则重要史料，为大家进一步了解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人的“亚洲”观念及其转变，提供了若干线索。继此之后，则是互动问答环节。陆陆续续，有几位年轻同学提了问题。有的滔滔不绝，有的则言简意赅，但不管问题多么云山雾罩，孙歌教授都耐心予以回应，并很自然地切回到本书主题上来。

其实早在参加活动之前半个多月，便已收到范新兄寄来的样书，并将之大致浏览一遍。因此，在活动进行中，一边听着台上主持人、主讲人、与谈嘉宾的谈话，一边在角落里不停地思考着自己的问题。

首先是概念问题。正如该书腰封所提示的：亚洲是什么？谁的亚洲？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亚洲？亚洲丢了吗？单纯“寻找亚洲”可能单就这个提法，就可以说上一天两天。据孙歌教授讲，本书原题作“亚洲原理”。但就此标题，疑问也不会少：为什么“亚洲”，而又“原理”呢？这种不太符合汉语语法的表达方式，究竟是何用意？既然本书讲“亚洲原理”，别人又何妨搞个“欧洲原理”或者“美洲原理”，甚至搞个“南极洲原理”出来呢？这里的“亚洲”当作如何解，“原理”的真实含义又是什么？

通过现场演讲和阅读该书，个人觉得：与其说孙歌教授已经给出了相关问题的答案，不如说她向我们细致呈现了她的思考和探寻过程本身。如果说《寻找亚洲》一书志在“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那么，这本书其实并没有完成，也无法完成如此宏大但十分急需的思想任务。尽管如此，该书却足以启发有志改变现实的思考者、实践者，摆脱往日窠臼，走上一条崭新的自我思想革新之路。

演讲中，令我印象最深也最有共鸣的一点是，关于中西方概念的“双重偷换”。对于概念问题，中国学者历来表现得既有浓厚兴趣，却又对于概念本身缺乏理性思考。某些中国学者不仅汲汲以追求国外流行概念为时髦，更能在好事者将概念引入后，很快制造出若干类似的“中国式概念”。更令人咋舌的一种表现是，某些学者颇能生造一些本来在国外并不存在的概念，进而再造一个“崭新”概念，作为中国对于西方既有概念的一种“突破”，夜郎自大之态溢于言表。但在这种概念“转译”——实际上是偷换——过程中，对于概念本身以及该种概念生成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往往缺乏深入了解。进而，操持这些概念的人，不仅无法区分此概念与彼概念的细微差别，甚至不会注意到——在行文会话过程中，“言不及义”是多么严重的沟通学难题。以致在“西学”大举“东渐”百余年后，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发现不仅能够用醇正汉语对话写作的人越来越少，甚至能用汉语好好讲几句人话的学者越来越少。

上述几点意见，更多地是我的个人想法，与孙歌教授的主旨演讲并无多大关系。她的演讲始终围绕着“亚洲”这个概念展开。可以看出，她对基于西方中心论而产生的“亚洲”——这一概念本身，长期自觉地进行着反思和批判，进而试图从思想历史的角度，试图为我们蹚出一条找回真正“亚洲”的认识之路。而其思想底里，可以看到沟口熊三、竹内好等著名日本学者的深厚影响。或可以说，本书对于“亚洲”的思考和追问，实肇源于日本学界对于“亚洲”问题的思考和追问，虽出自国士手笔，却明显带有东洋痕迹。但即便如此，中日两国毕竟在地缘上属“世代近邻”，我们又何尝不需要将中日两国，乃至其他亚洲国家一道，进行整体思考，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思想牢笼，重新寻绎“亚洲”应有之“原理”呢？然而，鉴于以往双重概念偷换造成的思维陷阱或表达混乱，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厘清乃至筛汰，去芜取精，自然十分必要。因为只有这样，彼此才能达成一定的思想共识，进而在一个共同的话语体系中无障碍地沟通交流。否则，言不及义，鸡同鸭讲，仍旧是难以避免的。

李志毓女士在随后的与谈中指出，孙中山、汪精卫等著名政治人物关于亚洲论述和政治实践，以及上世纪20-40年代几份以“亚洲”为名的学术刊物关于亚洲的一些讨论文章，值得大家在“寻找亚洲”过程中注意。这种与谈方式，反映了中国历史研究者身上某种思维特点——一切拿证据说话，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绝不说二分话。其所提供的资料，在某些以玄想为职业的思想者眼中，可能显得太过琐碎或者具体，但对于我们彻底完成“寻找亚洲”的思想旅程不无裨益。如果我们真正想从思想史上找回“亚洲”，近现代以来乃至此前数千年间人类关于这片地理区域的时空观念、意识见解、自然风物、历史人文，必然是我们发现“亚洲原理”过程中难以摆脱的知识背景。

从历史来看，中国人不仅天然地处亚洲之中，更是“亚洲”的巨大贡献者。即便在晚近百余年历史进程中，面对日本明治以后崛兴的“大东亚”或“东洋”思潮，中国也并非毫无作为。恰恰相反，天朝很早就加入了再造“亚洲”的过程。比如，我们知道，1904-1907年日本法政大学特为清国留学生举办的法政速成科，成为中日两国政治文化交流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纽带，其中涌现众多著名人物。诸如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居正、清末立宪派领袖沈钧儒等均毕业其中。而在当年醇亲王载沣给该法政速成科的亲笔题词中，赫然写着“志兴东亚”四字。据此可知，彼时清政府朝野上下对于日本的“东亚”“东洋”等概念感触十分敏锐，故而欣然参与到“东亚”的再造过程。

那么，问题来了：日本人的“亚洲”和中国人的“亚洲”一样吗？二者又应该一样吗？答案可能是肯定，也可能是否定的。不仅如此，亚洲作为地理上的概念，其所包括的朝鲜、越南、缅甸、印度、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地区，对于“亚洲”究竟抱持何种概念？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他们又将如何思考“亚洲”，找寻他们的“亚洲原理”呢？如果将“亚洲”作为一种西方中心论下的概念，通过思想构建出来的“亚洲”，与现实时空中的“亚洲”之间，具有不可弥合的逻辑紧张性。另一方面，生活在广袤“亚洲”地区的各界民众，对于“亚洲”概念的理解，也可能因为利益立场和知识视野不同，导致千差万别的思想结果。

再从历时性看，一百年前的亚洲与当下的亚洲概念，也完全可能不同。我们所欲寻找的“亚洲”，究竟是彼时之亚洲，还是当下之亚洲呢？西方人概念中的“亚洲”，也绝非一成不变。正如13世纪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与19世纪欧洲传教士笔下那个“穿蓝色长袍的国度”，显然不是一个样子。但地理上的天朝，一直都在那里，从来没有移动过。

虽然“亚洲”这一概念，可以视作“西方中心论”下的思想产物，但所谓“西方中心论”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不难发现，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西方”，数十年间，早已有很多思想者不断反思“西方”自身历史，包括长达数个世纪的血腥殖民侵略，以及曾经引以为傲的“现代化”。与此同时，他们思想意识中的“亚洲”概念，也在随着时光流转，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其中比较代表性的作品，如美国学者尼尔·弗格森的《帝国》，以及法国哲学家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都很发人深省。近些年，为数众多的西方思想作品告诉我们，包括亚洲在内，这个世界真的变了！需要我们重新阅读，重新认识，和重新书写。

“西方中心论”下的“亚洲”，也长期存在多面性。如果将13世纪马可波罗笔下的天朝和19世纪西方传教士笔下的天朝对比，自然可以得出一个印象：天朝已堕落了！但即便在19世纪某些西方传教士笔下，天朝也完全可能呈现一种天人和谐的迷人景象。另外一个显而易见例子是，西方汉学家笔下的传统中国，往往比中国人笔下的传统中国更具魅力。遑论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成为早期“东方神探”的经典形象，即便是史景迁、马悦然对于中国历史文学的翻译写作，也足够引起人们投来羡慕的眼光。这里面的问题，或许不在于观察对象本身是否发生了变化，关键在于我们究竟是以何种态度、戴着何种颜色的眼镜去看待他们。因为，历史和现实本身就是多面性的。

最后，我十分赞同“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一提法，不仅在“寻找亚洲”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自觉地发现另外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在面对当前世界诸般问题时，更需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发现思想的突破口，充满勇气地尝试其他认识世界的方式。但世上的路有千万条，哪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呢？或许，我们也无须顾虑太多，条条大路通罗马，首先学会破除思想的茧缚，才是最重要的。

作者：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