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老师好！

在新中国建国70周年来临之际，您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我和家人看到新闻联播播出这一消息时，都十分高兴。正好《南方周末》约我写一封面向2049年的“中国家书”。您我都是刑法学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作为晚辈，就把这封信写给作为长辈的您吧。

根据“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要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代化当然也包括教育现代化、法治现代化，您作为法学界的“人民教育家”，在教育和法治领域辛勤耕耘近70年，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重要启示。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您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的法学和法律人才，但光鲜的背后您付出了多少汗水呀。重温您去年出版的《我与刑法70年》，您在里面提到您的恩师李浩培先生曾经对您的耳提面命：“你要给别人一桶水，你自己必须有十桶水。”为此，您每次上课前都要先做大量功课，做好周详的教学计划，“我必须尽平生所学，在倾囊传授知识的同时，还要培养他们的独立研究能力和钻研精神。”无论是您在法学领域首倡的文献综述法，还是您摸索创造出的“三三制课堂”，确实达到了您所说的“为后来者铺垫基石”的效果。您多次强调，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乐于看到自己的学生超过老师。对于您的爱才惜才，许多刑法学界的年轻人包括我本人都深有体会，您有不只一位博士生读了我的博士后，他们也常跟我提起您对他们的鼓励。我记得您自己在书里也说过，您对学生总是以正面表扬鼓励为主。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刑法教科书的主编，虽然那只是您治学生涯中的许多个“首次”之一，但那次的挑战却非同寻常。当时，您刚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的写作，又紧绷着精神来主编这本教材，体力透支，最终引发了腰疼病，稍一动弹，就疼得筋骨欲断，后来只好躺在躺椅上工作，“上班时让人开车连人带躺椅一起送去办公室，这样脖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又酸又疼，左手一直扶着木板也累得发麻。”在这本教科书里，您开创性地概括了刑法的基本原则，为后来罪刑法定等原则写入刑法做了理论上的准备。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您先后主编过本科、自学考试、电大、研究生等不同层次的多本教材，在《我与刑法70年》中您谈到，您上学时接触的都是苏联的理论和实际，“而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有着太多的异同和隔阂”，所以您在主编这些教材时，都特别强调与中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相结合。

“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您爱唱京剧，《洪羊洞》里的这句唱词，是您的最爱。您信奉的人生信条是“天才就是勤奋”。我多次听您说过，早些年每晚都要忙到凌晨一两点，现在年过90，虽然家人采取了一些强制措施，但也每晚要工作到十一二点。记得有一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讨论《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时，我早上在宾馆餐厅见到您，问您先一天晚上休息得如何，您略显疲倦地跟我说：昨晚看草案看到半夜，休息得不太好。也可能因此，那天早上您的胃口受到影响，取的早餐没有完全吃掉，您走的时候拿了一张餐巾纸包了那个小包子放到自己的公文包里，说不要造成浪费。后来我多次跟我的家人、朋友和学生说起您的这种敬业与节俭美德。

您总是充满感恩之心。无论是您在国外荣获“贝卡里亚奖”、早稻田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还是在国内荣获“人民教育家”、“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我很少看到您讲自己的付出，更从来没有听到过您对自己下放劳动、长期离开自己专业的那个时代的抱怨，而是发自肺腑地感恩您的家人、您的母校、您的同事，感恩现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您多次感谢您的老搭档王作富教授，您说，你们一起共事64载，互相学习，彼此尊重，从未红过脸，这不仅让你们自己心情愉快，而且也使学生受益。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全程参与者，几十年来，您为国家的立法、司法呕心沥血。您无比忠于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和法治事业，但您也同时认为，专家学者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就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正因此，您在将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削减死刑、废止劳教等重大问题上，顶住压力，勇于建言，用您自己的话来说，当时是抱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无疑成为推动我国刑法迈向现代化的标志性事件。

随着法学研究的繁荣，我们正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我尤其感动的是，作为德高望重的前辈，您真心欢迎并乐见这一局面的到来。在最近的一个专访中，我看到您这样回答记者：对于学术上的不同观点，甚至有些还是来自自己昔日的学生，我都尊重，有不同意见是好事，真理愈辩才愈明。

多年来，您视天下刑法为一家，对兄弟单位的工作总是热情支持，这应当也是您赢得大家广泛尊重的一个原因。这些年来，社科院法学所刑法学科每年组织一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暨刑法学重点学科论坛”，您只要在北京，每次都前来支持，除了提交论文，还按照会议要求的发言时间事先精心准备。我至今记得，近十年前我们的第一次会议圆满结束后，您还在当晚的工作餐上即兴为大家表演了京剧，当时在场的北大储槐植老师跟我开玩笑说：“你好有面子啊！”另有一次，您跟我说，会务组先天晚上快十点了才通知您，因人数增加，每位嘉宾的开幕致辞由原来的15分钟压缩为10分钟，为此您又熬了一个夜，把自己手写的稿子再作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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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才能治国，无法就要误国，这是中国人民付出了无数血的代价之后才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教训。”当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历经坎坷最终得以通过时，您发出如是感慨。从1979年至今，我国的刑事法治与时俱进，和共和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取得了重大成就，这其中无疑凝聚着以您为代表的老一辈法学家的心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们对法治的需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多次跟我们讲，中国的刑事法治还在路上，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在推进良法善治、防范冤假错案、加强人权保障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中国刑法学者在国际上的声音还不够。每当出现冤假错案，您总是痛心疾首，特别是近年聂树斌案、呼格案等一批当年被司法错杀案件的平反，深深地震撼了您，人死不能复生，您痛苦地和我们一起反思今后如何从制度上不再让此类悲剧重演。我也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杭州参加一个与联合国的刑事司法对话会，对方专家问我们，既然你们说中国的死刑已经大幅度地减少，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你们为什么不说具体数字呢，比如说从多少减少到多少，以便我们在国际上也给你们宣传？在茶歇阶段，您专门走过来跟我说，每次国际场合谈死刑，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看来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了，你们社科院作为国家智库，应当给中央提出顶层建议，看如何进一步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使我国的死刑数字尽快达到一个可以公开的程度。你还跟我提起，全球化、风险社会、网络时代、人工智能给刑法带来了空前挑战，治理恐怖主义犯罪、环境污染犯罪、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等新型犯罪需要刑法在其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以便和国家的其他各项制度相辅相成，共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要传承您的优秀品质和家国情怀，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法治国家做出扎实努力。期待到2049年，我们的刑法更能在制度上成为法治文明的典范，在理论上也拥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纸短情长，祝福您健康愉快！

仁文于2019年国庆假期

（原载《南方周末》2019年10月10日B9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中国家书”专题，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