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恒先生离世已经月余，因家属疲累，难成丧仪。故笔者竟未有机会瞻仰遗容，以恪尽哀思之情，略陈告别之意，思之令人恻然。

高恒先生走得悄然，如风掠青萍，了无痕迹；如宿鸟投夜，坠入虚空。常言学者须耐寂寞，又岂知寂寞独非身前，亦在身后矣。

几番想要写一点纪念的文字，但在种种顾虑下未敢仓皇动笔。本人资质愚钝，未能忝为高恒老师的及门弟子，故于先生的生平家世并无所知；于先生的谈说志趣，也少所闻。故惟恐所写文字难言情切，不能充分表达对高恒先生的敬重之情，此其顾虑一也。笔者虽厕身法史学界有年，但属于半路出家，并非所谓出身正途。对于法律史专业，虽久窥室家之美，但尚未得入门之途，即乏傍身之学识，更无自耀之著述。由区区之身而论列卓越之学者，真心惶惧，自觉难足斤两，此顾虑二也。高恒先生的学术即深且博，以本人之粗陋学养，实在不能称对高恒先生之著作学有心得，孟浪述之，恐失其意，此顾虑三也。虽则有以上顾虑，但追念与高恒老师相识三十余年，同事二十余载，从先生之处多受教益，故不揣鄙陋，从一个晚学后辈的角度，于高恒先生之为人与为学，略陈一二，以示崇敬，以尽哀思。

高恒先生之人品学识，以一言概括，就是人为正直，业为深邃。其一生倾心学术，心无旁骛，在我的记忆中，他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其对于学术以外之事，并不挂怀，从不计较斤斤小利，更不议论他人是非。对于同事，高恒老师总是真诚相待，特别于青年同事，他会随时给予关怀和教诲。记得第一次向高恒老师求教是在1987年。当时，高恒老师的硕士生进行毕业答辩，我也参与了此项工作，负责答辩资料的准备与整理。当其时，研究生的答辩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非常隆重的仪式。由于是第一次承担这项工作，并且对于答辩的内容属于全然不懂，故在答辩后对自己记录的内容是否准确完全没有把握。答辩结束后，我找到高恒老师，请他帮忙核查一下记录中的差误。高恒老师不但修改了多处错误，还极为耐心地对有关内容加以详细的解说，更把答辩论文的主要内容和问题所在又原原本本地给我讲述了一遍，使我获益甚多，也使我增进了对法律史的兴趣。这可能也是本人以后转向法史研究的一个原因吧。

此后，每当在读书中遇到不识的字辞，难解的文意，我都会去向法制史研究室的老师们求教，其中叨扰最多的当属高恒老师。每当有问题向高恒老师请教时，他从不会草草应付，随口答词，而是非常认真地予以解答，并且总会非常谦逊地说：“对于这个问题，我也不一定清楚，咱们一起讨论。”记得有好几次，老先生事后一天或几天，会带着一些有关的资料，主动来找到我，说上次有些问题没有谈清楚，回家后查询核对史料后，基本上解决了。特别有一次，他竟拎着一个大书包，带来五、六种史书和两部厚厚的辞典，摊在书桌上，然后把一条小史料交代得头尾贯通，清清楚楚。高恒老师认真、慈爱的形象，至今思之，仿佛如在眼前。

1990年高恒先生与夫人国际法学家王可菊合影

1995年，本人由台港澳法律研究室调入法制史研究室，得以与高恒先生成为同一研究室的同事，更方便时时请教，时时获益。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所谓士多上品，人无苟且。研究室的同仁，皆以学术探究为使命所在，言谈话语总是有关学问之事，既少东家之闲言，更无西邻之碎语。诸位前辈、同事皆腹有诗书，术得专长。吴建璠先生，博通古今，学究文史，有大儒风度。吴老师常会将他近期所读之书介绍给大家，并且畅谈体会，令人获益良多。高恒、刘海年老师有关上古法制史的研究，书、文皆为学界所推崇；韩延龙老师有关革命法制史的研究，与人大张希坡先生、西法大杨永华先生并称于学界；俞鹿年老师以一己之力撰成官职大辞典，功力深厚；杨一凡老师于明代法制史之研究，堪为重要学术成果。此外，徐立志有关文革法制史研究、齐钧有关边疆法制史研究，都是极为有特点的研究成果。马小红的《礼与法》、苏亦工的《明清律典与条例》俱可当学术精品之名。由此，法制史研究室堪为国内法史研究之重镇，在法学研究所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在法学研究所，终身教授，四占其一；荣誉学部委员六有其四。本人身列其中，与有荣焉。

进入二十一世纪，研究室诸多前辈相继荣休，有些同仁转至院校供职，可谓人物星散，盛景不再。吴建璠先生、韩延龙先生已经相继物故，而今高恒先生也仙逝西行，思之念之，令人喟然叹息者再。

高恒先生的学术，朴实厚重，不为浮夸之辞，不树标新之异，不趋从时势风尚，不故作惊人之语。其于史料之运用，即善用其新，亦精用其故。如所周知，凡为史者，大凡两途，一则发见史事之幽微，于此有所阐发；一则对史事加以考镜论证，以使之明了。高恒先生的学术于此两者皆多有所获，他关于古代人物思想的探究，如《论中国古代法学与名学的关系》、《张斐的“律注要略”及其法律思想》等文，主题明确，引述有据，议论从容，堪称名篇；他对秦汉法制的考证成果，如《秦律中“隶臣妾”问题的探讨》、《汉律篇名新笺》，不但为国内学界所推重，更在国际汉学界获得广泛认可。本人学识微浅，对于高恒先生的学术实不敢多加评论，所谓卑微言辞，不足喻星之璀璨。

董仲舒尝言：“疆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疆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高恒先生足称知益而有功者。先生喜读《史记》、《汉书》，仰慕司马迁之著作与为人，也尝著文论司马迁之法律思想，故在此集史迁之语，以喻高恒先生：不载空言，有书有文论史深切著明；摈弃虚名，无官无职为人温良宽厚。

祈愿法学研究所后辈学人多有踵续高恒先生学术与为人者。诚如此，正直精邃之所训岂为虚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