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说，中国社会的契约意识不强，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其实，比起人们对公司章程的态度来，合同在当今社会的观念体系中无疑处于相当优越的地位。在当今社会中，章程意识要远弱于契约意识，公司章程的实际效力远不如合同的实际效力。或许有人说，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历史较短，人们对公司章程的经验尚不丰富，对其运用尚不熟练。可是，如果从改革开放之日算起，经济活动中的合同与公司章程几乎是孪生姐妹，但到如今公司章程仍是千人一面、弱不禁风，合同却已经多彩多姿、强如超女了。我想，造成章程意识弱于契约意识的现象，或许是“对外讲礼仪、对内讲权威”的文化基因在起主要作用吧。由于市场经营主体相互平等独立，遵守合同规则既是必要也是重要，开门做事不讲合同人家也不答应；公司内部却存在层级结构，公司“章治”总是取代不了公司“人治”，关门做事不讲章程自家总是好办。尤其是，合同大多规范两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却总被理论与实务看重，相关著述充栋，相关法律繁多；公司章程是规范多个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却常被理论与实务忽略，相关著述甚少，相关法律了了。看来在一定的时空场合，两个人的关系要比多个人的关系复杂，两个人的关系也比多个人的关系要紧。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现在总是热讲“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自治”，其实，最为重要的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公司处于“章治”结构，而不是处于“人治”结构；公司自治的本质属性和突出表现，是公司“章治”，而不是公司“人治”。或者说，只有在公司“章治”的统领下，公司治理结构才有可能持续向好、稳定运行。许多研究公司治理结构的人爱把公司比作国家的缩影，这倒为公司“章治”提供一个同理可证，正当国家崇尚法治之时，公司同样应当提倡“章治”。当然，“人治”公司也能跻身强势公司之列，但若要寻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合理性，却只能到“章治”公司中去寻找。许多公司治理结构的研究者，总是在追寻一种最佳的公司治理结构。其实，没有抽象最佳的公司治理结构，只有一般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具体最佳的公司治理结构。一般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由法律提供，具体最佳的公司治理结构由章程确定。具体最佳的公司治理结构体现公司个性，是公司竞争力的重要构成之一。公司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产品优势的竞争，也是公司章程优势的竞争。现在常见的情形却是，一方面强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公司自治，另一方面却忽略公司章程的制度建构功能和行为规范功能。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要通过公司章程形成具体最佳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形成机制中的章程自由就是必要的了。但是，如果不对公司章程自由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系统的论证表述，那就不能真正知道章程自由的好处，亦不能真正知道章程自由的难处。董慧凝博士的这本书，从制度形成机制与功能实现机制的视角，阐释了公司章程自由的内涵与功能；以历史沿革与理论演进为线索，分析了公司章程自由的理论基础，公司章程自由与公司自治的关系，公司章程自由在不同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中的表现强度与实现方式；在制度技术分析的层面，论证了公司章程与法律规范的关系，在法律既定规范体系中公司章程自由得以伸展的维度，以及在一些具体事项上公司章程的自由选择模式。在热议公司治理结构却忽视公司章程功能的氛围中，这本书是一个有力的提醒，提醒人们进一步关注公司章程自由的价值，提醒人们进一步研究有关公司章程的理论，提醒人们进一步强化公司章程的作用。

我喜欢这本书，但并不喜欢这本书的书名。本书名曰《公司章程自由与法律限制》，并没有全面准确地反映本书倡扬的理念，字面上多少显示出点对公司章程自由的提防心理。公司章程自由本身就是在法律规范下的自由，所以“法律限制”不需特别强调。在当前，公司章程自由最需要的不是法律限制，而是法律的保障和鼓励。自由还不够呢，且慢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