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全方位地介入社会，网络犯罪呈现出高势头。相应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也纷纷对此作出回应。特别是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这四个纯正的网络犯罪之后，围绕网络刑法这一专门领域的学术讨论日趋活跃。

其实，在立法过程中就不乏争议，如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涉及政府监管部门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监管中的责任分担与博弈；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涉及直接把预备行为规定为一种独立的既遂犯罪是否必要和可行的争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涉及所谓“共犯行为正犯化”的正当性问题。这些立法通过后，要不要这么规定的争论就告一段落，但对这些立法现象如何从理论上作出解释，并关注它们在司法实践中的命运，就成为中国刑法知识新的增长点。

围绕刑法修正案（九）新增设的这些网络犯罪罪名，学界就其行为性质、“明知”的含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否以被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中立帮助行为的处理等产生了激烈争论，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些罪名，尤其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的法律适用，也存在不少疑难与认识分歧，适用相关罪名如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判决凤毛麟角。

这些现象说明，刑法修正案（九）虽然通过增设相关罪名，实现了网络犯罪行为入罪机理的转变，但由此也导致了对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的巨大冲击。

传统的刑法理论对此供给不足，司法实践由于缺乏理论依据与实务参照，在面对新罪名时往往束手束脚。对此，部分学者与不少实务界的人士都呼吁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但在当前理论与实务都缺乏积淀与共识的背景下，不仅出台司法解释的难度较大，而且其效果恐怕也不会很理想。当务之急是，回到网络犯罪研究的原点，也就是到案例中去寻求经验、发现问题、探讨对策。王泽鉴先生曾经说过：“不读判决的话，我不知道我能研究什么。”对于网络犯罪这样一类新型犯罪，只有认真去研究判决，从具体的案例入手，才能使研究接地气。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由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蒋惠岭任主编、副所长范明志和李玉萍任副主编的《网络司法典型案例·刑事卷》（2017）的出版就具有特别的意义。

该书收录了近年来人民法院审判网络犯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和最高司法机关最新发布的涉网指导性案件和典型案例，以及有关涉网犯罪的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权威解读。在网络技术类案例中，收录了目前高发的手机吸费案、流量劫持案、“撞库”案等；在传统犯罪网络化典型案例中，收录了P2P集资诈骗案、盗窃虚拟财产案、网络诈骗案等。此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徐玉玉”案、“快播”案与“反向炒信”案等也都收录其中。

这些案例收集本来就不容易，可贵的是作者还对每个案例都作了认真的研读和展开。每个案例在介绍了裁判要点、相关法条、案件索引、基本案情、裁判结果之后，还接着分裁判理由、案例注解、编后补评等几部分作进一步地展开，层次清楚，条分缕析，案例素材权威可靠，办案法官的注解和本书编者的补评别出心裁，既有深度，也有新意，让人受益匪浅。

我认为，本书对于网络犯罪的理论研究、司法实践乃至下一步的司法解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理论研究而言，本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者了解司法实践中网络犯罪的前沿判例，把握网络犯罪领域亟需学界回应的疑难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搭建起一座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互通的桥梁，藉此提升理论研究的水平和应对司法实践的能力。如果说没有理论指导的案例是盲目的，那么没有案例研究的理论就是空洞的，网络犯罪尤其如此。

就司法实践而言，本书可以供网络犯罪治理机构总结网络犯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从而有的放矢地采取治理措施，以提高治理成效；同时，本书对近年来司法机关办理网络犯罪的经验与方法的总结，也可以供公检法机关与律师用作办案参考，了解此类案件的定罪量刑处罚标准、罪刑均衡的统一把握以及相关证据的及时收集。

就司法解释而言，本书既能全面呈现当前网络犯罪的概貌，又能通过这些案例反映司法实践中带有共性的东西，为下一步出台这方面的司法解释做准备。科学的司法解释要建立在对该类案件司法经验的充分掌握和疑难问题的真实了解的基础上，本书的一手材料和有的放矢的分析无疑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前期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具体到我们的刑法学研究，我认为在网络犯罪这类领域，中国学者更应当有自己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因为中国就网络领域的发展和应用而言，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在这方面的刑事立法有自己的特点，刑事司法也难以“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大量活生生的案例就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脚下，需要我们去应对。

总结中国网络刑事司法的丰富实践，从中提炼出网络犯罪的治理规律，不仅是中国的现实所需，也是在刑法理论上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的一个可能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本书作者视为支持中国刑法学研究方法和风格转向的同道。

来源：《人民法院报》2018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