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五空间。虽然互联网技术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及其活动场域，但是其并未改变国际与国内政治体系、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各国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挑战在于协调东西矛盾与南北鸿沟。解决上述挑战的出路在于推进并实现网络空间的法治化治理。

解决东西矛盾与南北鸿沟的方法

当前，网络空间治理反映出东西矛盾与南北鸿沟。在治理理念上，东方与西方国家存在认识差异。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主张发挥国家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例如，中俄等国于2011年和2015年分别向联合国提交《世界网络空间行为准则》与《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主张在网络主权原则下开展国际合作。相反的，以美国为主导的诸多西方国家推崇互联网自由模式，他们认为互联网应该免于国家管辖和法律规制。

网络空间治理的另一大挑战为南北国家的“数字鸿沟”。在网络资源上，发达国家具有绝对的优势。以全球互联网根服务器资源为例，其中，唯一的主根服务器在美国，其余12台辅根服务器分布在美国、欧洲与日本。此外，在网络空间规则的制定上，南北国家也存在不同偏好。由于发达国家具有制定技术规则的先发优势，其主张以技术规范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的行为准则，而发展中国家多主张在网络空间进行法律规则的创制。

放任的互联网自由将损害网络空间的秩序价值，更可能危及公共道德、国家安全。2007年黑客对爱沙尼亚电脑网络的攻击即为例证。同时，纯粹的“技术中立”理念使得发展中国家对现有的网络空间治理的诉求得不到应有满足。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规则治理互联网的思路不同，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以国家主权为基本原则，以法律规则的形式，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实现网络空间秩序与自由、发展与安全价值的协调，以此解决网络空间治理的东西矛盾与南北鸿沟。

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机制的核心要素

与互联网自由模式、技术规则治理模式不同，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机制强调以法律形式塑造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与合作的网络空间。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应明确参与主体、规范形式、谈判场合和治理内容等核心要素。

第一，国家在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互联网治理的主体包括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甚至还包括企业与个人。作为法治化治理方式，国家是网络空间规则制定的核心行为者，其表现为国家负责参与制定网络空间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并由国家负责保障本国的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由于国家具有核心功能，因而国家主权原则应成为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的根本原则。

第二，硬法与软法结合是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的主要形式。在硬法层面，网络空间规则治理主要体现在《国际电信公约》《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文本中；在软法层面，主要依赖联合国贸发会、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等推行的示范性文件，甚至还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决议；更为独特的是，网络空间还出现诸如《塔林手册2.0》的专家法。由于法治化治理需以国家管理体系为基础，因而在规范形式上，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应以硬法和软法为主，并将成熟的专家法、企业法等提升至国家法地位，进而保障多元治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第三，以多边场合为重点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进程。网络空间规则的谈判场合包括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多边场合，还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北约、欧洲联盟等区域性场合。对谈判场合的选择决定行使主权的广度、谈判议题的深度与司法救济的程度。由于互联网的目的是实现安全可靠的全球互联互通，区域性的合作机制难以解决全球公共问题。因此，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应以多边框架为重点，坚定不移地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第四，实现多目标、分层次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体系。在治理内容上，网络空间规则主要涉及物理层、应用层和内容层。物理层包括电缆、光纤、发射塔、卫星等基础设施，对物理层的控制应体现国家安全的利益诉求；应用层针对互联网的标准和协议等资源，对应用层的管理以实现各国共管共治为宗旨；内容层包括网络空间活动的法律与规范，对内容层的规制应以实现社会福利为目标。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复杂性，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机制本质上应为多目标、多层次治理体系，其核心在于区分技术属性、社会需求与国家利益，针对不同层次的对象进行专向性治理。

中国参与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的国际话语权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提升我国对网络空间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作为网络大国，我国应通过互联网治理的先发优势，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的进程，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

具体而言，其一，积极提出网络空间治理的提案，参与制定彰显信息时代特征的国际条约。在国际条约制定上，中国应提出体现信息时代特征的协定文本。例如，中国政府曾于2016年11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电子商务发展议案。然而，该文本未提及数据流动、网络技术标准互认等信息时代的核心议题。在未来缔约时，我国可从互联网行业需求以及各国博弈的焦点出发，在明确中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具备国际吸引力的提案与草案。其二，通过国内立法形成示范作用而吸引他国效仿，进而形成普遍的国际实践，从而创制国际习惯法。在国内立法上，我国率先开展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进程，并已取得卓越成效。例如，2016年12月，我国公布《电子商务法》（草案），该草案分别对电子商务经营主体、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等进行规制。该类型化的规制模式告别传统的统一化的规制模式。中国应不断归纳本国创新性立法及其司法经验，通过国内法治对国际法治的示范与引领作用，使国内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的先进成果惠及全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15日第12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