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样的民法学，就有什么样的民法典。中国民法学与民事立法历来存在深层互动关系：民法学为民事立法提供理论支持，民事立法影响民法学的广度和深度。制订一部中国民法典，是几代民法学者的梦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民法学研究获得长足进步。民法学研究者深入发掘中国人的实践理性、价值观念、交往规则和生活方式，总结时代特色和民族精神，继承本国优良法律文化传统，吸收域外有益学术经验，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学思想体系。民法总则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国民法学发展的成果。

民法学研究与民法典编纂关系紧密

民法典编纂是相当浩大的工程，除了国家法治进步、经济社会条件具备，还需要深厚的民法学理论积累。民法典调整的领域繁多，包括市场经济领域、其他社会领域、婚姻家庭领域和个体人格与私生活领域等等，堪称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成文法国家，民法典的条文数往往最多。更难的是，民法所调整的这些领域在价值理念、运行逻辑和实施机制方面往往差异较大，甚至截然不同。比如，市场经济领域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驱动力，强调对价关系；其他社会领域追求社会公益或成员的共同利益，培育社会成员公共精神和社会归属感；家庭领域以源于血缘和婚姻的爱为基础，保护弱者，可能并不特别强调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个人人格与私生活领域以人格多元化发展为旨归，重视人格自由发展。民法典必须将不同领域的法律规范整合为一个层次分明、彼此关联的有机体系，其编纂难度可见一斑。

1814年，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曾与另一位学者蒂堡发生一场激辩，讨论德国有无能力编纂民法典的问题。尽管当时德国已经形成了影响至今的近代民法学体系，民法学大家也不断涌现，但萨维尼还是认为，德国民法学并未深入研究德国的“民族精神”，即民族的实践理性、观念世界和生活方式，尚无法为民法典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持。而民法典又具有稳定性，若率尔操觚，以薄弱的民法学理论建构民法典，可能使其成为夹生饭。从这场辩论中可以看出，学者对民法典编纂的学理支持是多么看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前四次民法典编纂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成熟的民法学理论的支撑。今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为民法典编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中国的民法理论研究也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批判借鉴外国法学理论、制度、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民法学体系。中国有条件、有能力也有信心制定一部立足中国实际、直面中国问题、展现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气派的民法典。

中国民法学研究已初具特色

近代以来，中国民法学理论很多是从欧陆国家尤其是德国民法学中学习而来。改革开放后，中国民法学界不再囿于传统欧陆民法学理论，而是广泛参酌国际交易惯例、英美法系国家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重要规则，并考察中国的民情风俗、司法实践和交易习惯，形成了具有较鲜明中国风格的民法学理论。

在风格上，中国民法学兼顾法学理论的实用性。德国民法理论体系比较抽象，致力于对生活事实进行层层提炼。中国民法学虽然学习德国民法学，但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英美法系的实用主义思维，关注具体的社会生活事实。从法律适用角度看，法律规则越抽象，其适用范围就越大，法律适应社会的能力就越强；法律规则越具体，其适用范围就越小，法律适应社会新情势的能力相对就弱。以侵权法学为例，欧陆民法学较少讨论细致而微的侵权行为类型，学者研究的焦点往往是侵权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而中国民法学者对侵权行为的类型研究热情洋溢，不仅研究各种侵害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行为，还细分侵害同一种权利的不同侵权行为类型，这与关注个案具体情境的英美法系更相似。民法学研究风格也影响法律风格。这次民法总则编纂过程中，立法者很重视法律的实用性，对某些实用性较差的条款没有采用。

民法典的体例编排深受实用性观念影响。中国民法典编纂并没有纳入抽象程度极高的债权总则，而是将其分散到民法总则和合同法中。相反，传统大陆法国家民法典没有单独成编的合同和侵权规则，而这些都会在中国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种体例编排减弱了民法典的抽象性，凸显了其实用性。民法总则一改传统“民事主体—法律行为—民事权利客体”三位一体的结构，采用“民事主体—法律行为—民事权利—民事责任”四位一体的结构，其逻辑是民事主体通过法律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在民事权利被侵害时，民事责任将启动。这种结构的逻辑更顺畅，体系感也更强。

法律的通俗化是中国民法典编纂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民法学强调法学概念的重要性，但并不认为概念越多越好，而更坚持“若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学术训诫。专业术语也尽可能接近日常用语，并不刻意使用“法学家汉语”。民法总则除了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等不得不使用的术语外，其他无需使用的专业术语均被舍弃，如除斥期间、财团法人等，而尽可能采用通俗的表达方式和措辞。

与国外民法典不同的是，中国民法承担着指引民众选择社会行动的功能。理论界和立法机关不仅将民法典作为裁判规则，也将其作为指引民众选择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规则。民法强调实用和通俗的法律适用，也使民事立法不再为专业人士所垄断，转而成为沟通社会与国家的重要渠道。这无疑有助于实现立法民主，助益民事法律回应社会需求。民法的亲民风格也可以使民众充分知悉其民事权利，预知其民事活动的法律效力，更大程度发挥法律功能。

继续挖掘民法学的中国元素

经过长期理论沉淀，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民法学理论体系。中国民法学不仅构建起新时代民法学的体系、概念、原则、制度和规则，而且较为深入地研究了相关国际规则和惯例、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制度。中国民法学研究在主题和内容上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重视对社会新问题的研究。技术、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传统交易模式和社会生态。众多全新的法律难题不断出现，使诞生于工业革命初期的近代民法学捉襟见肘。中国民法学具有后发优势，学界较少受传统民法教义学的约束，改革开放伊始就致力于研究各种新型法律关系。对互联网时代的新交易形态和侵权方式，学界更是始终保持高昂研究热情，细致讨论电子商务合同、数据和虚拟财产、个人信息等。分时度假合同、特许经营合同、旅游合同等新型合同也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学者不仅研究这些交易结构和运作方式，还致力于建构一般原理体系，使中国民法学彰显了时代特征。

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各国和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民法学有很多无法被简单归纳的内容。中国民法学研究自然有较多中国元素。比如，关于所有权制度，传统民法学理论仅研究单一的所有权，但中国存在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远比传统所有权复杂。民法学界一方面充分尊重宪法中的所有权秩序，另一方面提出多个促进土地权利流转的法律方案。此外，法人制度中的机关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农村承包经营户等具有中国特殊性的事物，也为学者所广泛关注。采用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法人分类，辅之以特别法人，不仅通俗晓畅，而且也囊括了现实生活中的法人形态。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民法学对本土问题的重视。

今后，中国民法学应继续对民法的中国元素进行深耕。比如构建稳定、持续的家庭关系与合理的继承制度，就要探讨家庭关系和生活方式背后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心理。这类急需民法学回应的问题还有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法学应持久努力发掘中国元素，建构法感情、法思想和法技术三者有机交融的民法学体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05月08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