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11月17日，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智慧法院暨网络法治论坛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表示，要开发人工智能，把AI技术同审判执行工作结合起来，探索开展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开展“智慧法院人工智能系统”研究计划，加快建设“智慧法院”。

司法应鼓励人的智能与人工智能叠拼

自信息技术诞生起，人类就千方百计在各个方面进行充分利用。这种利用，又反过来促进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完美体现着摩尔定律。但自从1950年阿兰?图灵在其论文中提出“机器能思考吗？”的问题，人工智能不仅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产生，还从此成为信息技术王冠上的明珠。而能否在司法中利用信息技术或人工智能，也成为司法领域乃至于整个法学界所思考的有趣问题。

前景当然是乐观的。人工智能先驱、未来学家雷科兹威尔甚至预言，2020年，人类将能够成功逆向制造出人脑；2030年末，人工智能将整体赶上人类；2045年，人工智能将接管全球科技发展。摩尔定律将从此失效。

这个前景是令人期待还是恐怖，就作为一个麻烦交给伦理学家与哲学家吧。不过，人工智能在司法中应用，却的确在逐渐深入。这种运用，不仅体现在立案大厅里穿梭引导的机器人上，还可能会逐步体现在法官的判决书中。实际上，十几年前，就曾出现过“电脑量刑”的实践与讨论，近两年，让人工智能辅助法官判案甚至生成判决书，也日益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当然，争议也是存在的。

然而，面向未知、把握不确定性，始终是人的宿命，也是人类挑战自己并从挑战中完善自身的重要方式。尽管人工智能究竟将为司法裁判带来什么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在不确定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正是我们创新的空间。

从当前的现实来看，人工智能还没有取代法官的可能，即便到了科兹威尔预言的2045年，作为涉及到人生与人心、情感与理性的法律诉讼，能否完全交给人工智能，也依然是存疑的。因此，最可能的方式是，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的叠拼，前者辅助后者。而大数据为这种可能提供了极大程度的支持。在前大数据时代，由于信息的不完备，“电脑量刑”当然会引发疑虑。但在大数据的存在，使得全样本、全信息与全信息要素都成为可能，这就使得人工智能在“知识”的丰富性与整全性上，大大超过人类。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可以使法官得到类似案件的全部先例以及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裁判规则，从而在减轻法官工作负累，促进法官准确适用法律以及保证类似案例类似判决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但也必须注意到，人工智能是法官裁判的辅助，而在可见的将来，甚至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法官裁判的依赖。这一方面是由于大数据时代法官固然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获得全样本、全信息的裁判数据，但现有的算法能否保证人工智能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全样本、全信息的数据，以及能否对它们做出最恰当的分析，仍然是可疑的；另一方面，将充满丰富的人的经历、感情的诉讼，交给一套本质上不够是算法的人工智能，在法律上和伦理上，也很难得到支持。特别是，越是有可资利用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法官的敬业与职业伦理，也更应该得到强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0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