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会典》是清朝官修典章制度的彚编，详细地纂辑了清王朝中央文武衙门的编制、职掌、官员品级、统属关系以及各项办事制度，是当时国家机构及其职官处理公务的法律依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具有大经大法性质的法典。

《大清会典》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凡五修，故又总称其为“五朝会典”。

《会典》名之为“典”，源于先秦时期的《周礼》。《周礼》又名《周官》，专载西周设官分职制度，采用“六卿分职，各率其属”（康熙《大清会典》书首御制序）编纂体例。沿及唐、宋、元，仿为《唐六典》，辑为诸《会要》，修成“经世大典”。明初参照《唐六典》，颁《诸司职掌》，其后因之，编纂《明会典》。以“会典”命名始于明代。清朝承之，继有《清会典》之编，而“会典事例”另成专书，则是清代的独创。

康熙《会典》是清朝编纂的首部会典。康熙二十三年（1684）五月，康熙皇帝鉴于“条例、事宜多散见于卷牍，在百司既艰于考衷，而兆姓亦无由通晓”（康熙《大清会典》书首《皇帝敕谕内阁》），敕命纂修《会典》。二十九年（1690）成书，共162卷，载崇德元年（1636）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中央50个文武衙门现行的典章制度，康熙二十六年（1687）孝庄文皇后丧礼以特例附载“礼部”。此书仿明万历重修《会典》体例，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典例合一；“因事分类，因类分年，每一事例，略叙数语，以见大竟”（雍正《大清会典》书首《凡例》）。

雍正《会典》续修始于雍正二年（1724），十年（1732）完成，共250卷。与康熙《会典》比较，编纂体例无新的变化，主要是续入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雍正五年（1727）典章制度，并对旧典的一些内容进行了考订和增补。

乾隆《会典》是清五部《会典》中编纂体例、内容变化最大的一部。乾隆十二年（1747），清高宗“以典例无辨，始命区会典则例各为之部”（清昆冈等修、吴树海等纂修光绪《大清会典》书首《凡例》），命续修典，二十九年（1764）成书。乾隆《会典》采用“以典为纲，以则例为目”的编纂体例，把原附在《会典》之后的事例与《会典》分编，计有《会典》100卷，《会典则例》180卷，接续雍正六年（1728）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典章制度，典章制度不可通融改变，有较强的稳定性；《会典则例》专辑《会典》中所载各项典制的沿革损益的谕旨、奏章及具体事例，事例可因时因地根据情况通权达变。这种典、例分编的做法，为嘉庆、光绪年间修典所效法。

嘉庆《会典》始修于嘉庆六年（1801），二十三年（1818）告成，分为三部编辑，即会典80卷，事例920卷，图132卷，接续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嘉庆十七年（1812）典章制度。该书将“会典则例”改称“会典事例”，将乾隆《会典》后附图分离出来，另行成书，名曰《大清会典图》，开创了清代《会典》有典、有例、有图编纂体例之先河。

光绪《会典》始修于光绪十二年（1886），二十五年（1899）成书，其中会典100卷，事例1220卷，图270卷，接续嘉庆十八年（1813）至光绪十三年（1887）典章制度。该书增加了神机营、总理多国事务衙门和一些典制、礼制的内容，是五朝会典中规模最大，内容最完善的一部。

雍正、乾隆、嘉庆、光绪四部《会典》虽然在名义上是对康熙《会典》的续修或增修，但各朝《会典》相对独立成书，独立行世，是典章制度的独立记述。

《大清会典》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四大类，一是朝廷颁行的各有关典章制度的官修书，如《品级考》《赋役全书》《学政全书》《中枢政考》《大清律例》及各部院寺监则例等；二是各衙门的档案文牍；三是《清实录》中有关典制的资料；四是其他记载清代典制的书籍。就事例的来源讲，主要是选自皇帝的谕旨、中央各衙门和督抚等的条陈、历年的成案。

关于《大清会典》的性质，学界长期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会典》是典章制度史料汇编，其性质为“官修史书”；有些学者认为皇帝明令“照依会典”、“永远遵守”，其性质为“行政法典”。笔者以为，五朝《会典》的内容虽多寡不一，但实际上都是由国家典章制度和累朝事例构成，其事例又有“远年事例”和“现行事例”之分。现行的国家典章和事例无疑具有法律效力，史籍中有关行用《会典》的记载比比皆是，而“远年事例”属于前朝旧例，非经皇帝钦准不得援引，其价值是“以备后世查考”。另外，五朝《会典》的编纂体例、收入《大清律》的情况前后也有变化。康熙、雍正《会典》典、例未分，将《大清律》全文收入；乾隆《会典》及《会典则例》按照“已刊刻颁行”诸书“只备参考，无庸复载”的编纂原则，未收入《大清律》（乾隆《会典》书首《凡例》）；嘉庆、光绪《会典》典文只载经久可行的现行典章，而把《大清律》律文及附例收入《会典事例》。因此，关于《大清会典》的性质，应在全面、认真研读五朝《会典》、《会典图》及《会典事例》的基础上，根据编纂的宗旨、内容和该书有无法律效力、是否行用等综合加以判断，不可只凭某一朝《会典》，或仅据光绪《会典》典文而不及其他就下结论。“官修史书”说忽视了《会典》与其他政书不同，它是通过立法活动修成，所载必经久可行之制，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行政法典”说忽视了康熙、雍正《会典》收有《大清律》，忽视了嘉庆、光绪《会典》典文收有刑法基本制度和原则，且《大清律》作为典文之目收入《会典事例》，故还是按照清代统治者对《会典》性质的表述，称其为“大经大法”为妥。用现代法律语言则可表述为：《大清会典》是全面规范国家政务和各项基本制度、经久常行、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纲”的地位的大法。

《大清会典》的内容涉及国家典章制度的方方面面，展现了清代典例法律体系的概貌，是研究清史和中国法制史学者的必读之书。乾隆《大清会典?凡例》云：“《会典》以典章会要为义，所载必经久常行之制。兹编于国家大经大法，官司所守，朝野所遵，皆总括纲领勒为完书”。清代通过定期修订《会典》，把增补、删除或修正的典章制度以《会典》形式确定下来。《会典事例》又按时间顺序，以事例形式记载了清一代各项典章制度的变迁，彚集了历年颁布的有关国家机构组织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清《会典》结构体例颇为缜密，以官统事，以事隶官；以典帅例，以例、图助典；以本文领注，以注详文；详略结合，经纬分明，体用相须，使这部宏篇巨著得以经世致用。它所记载的清代不断完善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长期以来，由于五朝《会典》卷帙繁众，内容庞博，加之藏本较少，给读者利用造成了很大困难。多年来，学界主要是使用光绪《会典》研究清代法律制度，以致清代前、中期法制研究，至今仍是清代法制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现存的《大清会典》已有影印本出版，对一般古汉语水平较低的读者来说，阅读仍有一定难度。标点本五朝《会典》的出版，无论是对于学术研究还是现实的法治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现存的《大清会典》版本，康熙《会典》有康熙二十九年（1690）内府刻本；雍正《会典》有清雍正十年（1732）武英殿刻本；乾隆《会典》有乾隆二十九年（1764）武英殿刻本、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库全书荟要》本、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铅印本、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文林石印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易堂书局石印本；嘉庆《会典》有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武英殿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光绪《会典》有光绪二十五年（1899）京师官书局石印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宣统元年（1909）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宣统三年（1911）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课题组在整理过程中，按照“择善而从”的原则，五朝《会典》分别以康熙《会典》内府刻本和雍正、乾隆、嘉庆《会典》武英殿刻本、光绪《会典》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为底本，以其他版本为参校本。

与大清五朝《会典》相并行的还有大清会典事例、大清部院则例这两类重要的法律典籍，三者融为一体，以《会典》为纲，则例、事例为目，共同构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充分显示了清王朝近三百年间的典章制度的基本面貌。因事例、则例卷帙浩繁，标点整理工作量甚大，我们先把标点本五朝《大清会典》奉献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