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废除了延续近30年的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诉人出庭受审时穿囚服、戴戒具的做法，但是，去除“有罪标签”的举措还不够彻底，尚未涉及被告人的坐席问题。

我国刑事法庭上，审判席居中，审判席前方右侧是公诉人席、公诉人席右侧依次是被害人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席、证人、鉴定人席；审判席前方左侧是辩护人席。被告人席单独设置于审判席正面，有的法庭为了安全，仍用低栅栏围住被告人席，两面有法警看守。

被告人坐席的这种设置，明显带有暗示被告人“有罪”的意味，被告人仍然是审问对象，还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礼遇，审判的实质还是“审讯”或者“审问”。被告席更像一种“惩罚”的工具，让被告人一进入法庭，就能感受到心理上的压力或者羞辱、自卑等不良情绪，即使不穿囚服、不戴手铐、不坐囚笼。而任何一个迈入法庭的人无需介绍，都很清楚谁是被告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既然是无罪推定，在判决作出之前，就不能让被告人看上去“有罪”，要防止给法官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因为外在的“有罪标签”可能会影响裁判者的最终裁决。

同时，刑事法庭上，被告人不能与辩护律师坐在一起，只有辩护律师才能与检察官面对面而坐，相互进行辩论。而国际上通行的法庭布局是，让被告人与辩护律师坐在一起。因为辩护权是被告人最核心的诉讼权利，被告人本人才是辩护方的主角。辩护律师的辩护权来源于被告人的委托，必须与被告人共同承担辩护职能。我在韩国刑事法庭旁听时，翻译特意用汉语写字告诉我，与检察官相对而坐的两个人是：被告人+辩护人，被告人在前，辩护人在后。当我告诉她，在中国与检察官相对而坐的只能是辩护人，被告人被置于另外一个单独的坐席时，这位没有任何法律知识背景的女孩惊讶地说：“那怎么行呢？他要是想与自己的律师商量事情不是不方便么？”

被告人不能与辩护律师坐在一起，割裂了辩护方的整体性，限制甚至剥夺了被告人在审判中及时获得法律帮助的合法权益。辩护律师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不能随时与被告人交流、沟通和协商，只能经审判长许可后向被告人发问。被告人独自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共同“审问”，本该为被告人提供帮助的律师却成了法庭审问的参与者。更严重的是，我国刑事辩护率非常低，很多案件中没有辩护律师，被告人只能自己辩护，在没有专业法律素养的背景下，被告人很难与检察官进行法律上的平等交流。即便有辩护人，实践中还可能出现辩护人当庭拒绝辩护，以及辩护人因严重扰乱法庭秩序被驱逐出庭后庭审继续进行的现象。当庭审没有辩护律师的时候，预设的审判方、控诉方、辩护方、被告人构成的“四方”格局就会坍塌。

事实上，早在1993年，我国民事、经济、海事、行政案件的庭审中，就已经遵循控辩平等的理念让被告人和诉讼代理律师坐在了一起。时隔二十多年后，刑事法庭的被告人却依旧被桎梏在传统的被告人席上，尽管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已经多次呼吁对此进行改革，也有地方法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此次法庭规则的修改依旧没有作出回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科学合理的法庭布局，不但是诉讼理念的外在体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诉讼价值得到发挥。我们应当尽快转变传统思维，尊重被告人作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顺应现代司法文明的要求，彻底去除强加在被告人身上的“有罪标签”。

我们主张，在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应与辩护律师坐在一起，并与公诉人相对，被告人不再被法警看守。被告人席位的变化，去除了被告人的“有罪标签”，体现出法庭对控辩双方平等看待的态度，被告人不再是审讯的对象。被告人坐在辩护人旁边能适时与辩护人沟通，及时寻求法律帮助，共同调整辩护策略，成为共同行使辩护职能的一个整体；也可以缓解心理压力，减轻自卑、羞辱等负面情绪，让被告人有尊严地接受庭审。

不过，为保障庭审人员的人身安全，对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被告人；明显有脱逃、行凶、自杀、自残等人身危险性较大或者经常出现情绪失控、过激举动的被告人，可以考虑被告人席周围仍留有法警看守。在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中，如果被告人或被申请人要求出庭且人民法院准许的，在允许其与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坐在一起时，可以对精神病人使用限制自由活动的束缚式座椅。

在适用特别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建议采用“圆桌审判”的模式。圆桌审判可以增强法官的亲和力，减轻未成年被告人或和解双方当事人的心理压力，营造一种平等参与讨论、合力解决纠纷的氛围，有助于促进被害人、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合作，提高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原载《南方周末》2016年7月28日“法眼”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