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分类】法制史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制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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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概念，我是这么理解的,譬如都在一条直线上，现在是一个在不停变动的点，历史和未来则是沿相反方向无限延展的线。或者说，从历史深处延展出来的这条线，在现在的不停跳跃下，生成了无限的未来。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决定未来。

这有点抽象和理性，还是看个具体、感性的例子吧。

1996年5月的一天，张子强绑架了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下面是当天晚上张子强与李嘉诚的对话（下文所有对话内容，据信来自李嘉诚的回忆和张子强后来的口供）。

张（电话）：找李嘉诚说话。

李：我就是李嘉诚。

张：很好，我叫张子强。

李：张子强？

张：李先生，我想您一定听过我的名字。

李：那么张先生，你有什么要求，请说。

张：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亲自到府上来谈，欢迎吗？

李（稍微停顿了一下）：非常欢迎。请问什么时间到？我们随时恭候。

张：我已经在去贵府的路上，我想不用我再重复了，你应该懂得规距。

李：请放心，只要保证犬子的安全，我保证不报警。

（李嘉诚在客厅门口等着，张子强大大方方进了门）

张：李先生，请把你家里的警察叫出来吧。

李：我做了一辈子的生意，没有什么特别成功的经验，但有很深地体会，就是做人做事要言而有信。张先生如果不相信这一点，我领你看看。

（李嘉诚带着张子强参观了李家这套豪宅，每一扇关闭的门都打开给张子强看。）

（就在此时，李家的门铃忽然响了。张子强条件反射般跳了起来，站到李嘉诚身后。原来是一媒体记者就被绑匪丢弃的李泽钜座驾被警察发现来采访，李家佣人以司机出车祸而李泽钜并不在车上为由，把记者打发走了。佣人回来如实禀报，李嘉诚和张子强都长出一口气，谈判继续。）

张：李老先生身为华人界的超人，我一直很敬佩。我在十几年前做手表生意的时候，就曾经很荣幸地卖过手表给李老夫人，今天又非常荣幸地和您面谈。

李：其实，商海沉浮，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的。

张：机会对于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也想做一个成功的商人，可是我先天不足，读书太少。

李：我也没有读过多少书。

张：但是李老先生有耐性和韧性，还找了一个富人的女儿作妻子（李妻庄月明的家庭背景远比李嘉诚优越）。我没有一步一步走过去的耐性，找了一个老婆，家里也没有多少钱。唉，其实啊，人生很短，还不如一棵树。一棵树还可以活上百年，甚至千年，一个人却只能活上那么几十年。30岁前，脑子还没有长全，40岁后脑子就退化了。所以，我没有耐性一步一步的走，那样一辈子也只是混个温饱。

（此时张子强是41岁，李嘉诚68岁）

李：张先生想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张：我不想过穷日子，其实，我们这些人干这个也只是想要一个安家费。今天，我受香港一个组织的委托，就李公子的事和您协商，这个组织的一帮兄弟都要吃饭，还想尽量吃得好一点。这样吧，李先生富可敌国，而且还是‘敌’一个大国，我们也不狮子开大口，受弟兄们委托跟李先生借个20亿吧！全部现金，不要新钞。

李：我就是给你这么多，恐怕也提不了现。我不知道香港的银行能不能提出这么多的现金。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张：好，那你快一点，早一点解决，李公子就能早一点回家。

（李嘉诚打电话给汇丰银行的负责人商量。银行答应最多只能提现10亿，于是李嘉诚把家里放着备用的4000万现金全部交给张子强。张子强以四千万中有个“四”字不吉利，最终只拿了3800万，于是两人谈妥最终的赎人金额是10.38亿。）

（第二天，李家预备了一辆大面包车，张子强开着李家的大车，从汇丰银行把十亿现金取走了。张子强离开之前，走上来和李嘉诚握手道别。）

张：我这样搞，你们李家会不会恨我？

李：你放心，我经常教育孩子，要有狮子的力量，菩萨的心肠。用狮子的力量去奋斗，用菩萨的心肠善待人。

张：李先生，我记住了李家的言而有信，你也记住我言而有信，我保证，我及这个组织从此不会骚扰李家人。

李：张先生，请留步。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我不知道你们将怎样去用这笔钱，我建议你，用这笔钱去买我们公司的股票，我保证你们家三代人也吃不完。或者，将这笔钱拿到第三国去投资，要不就存在银行里，它都能保证你这辈子的生活无忧。

张：“呵呵。”

（这一票，张子强最后分到了3.6亿港元现金）。

就这个案子，有几点感想：

1、人活在世上，生存第一，发展第二。就用不同手段谋生的能力来说，张、李应该说都是顶尖级的。一个惊天大案，在两人之间却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用冷静和轻松的方式迅速解决，两人各得其所，任何一方没有相当的智慧和能力，都是不可能的。此后两人的命运，却是天壤之别。李嘉诚继续长时间的亚洲首富，至今还是世界顶级富豪之一。张子强，这位香港“世纪贼王”，很快于1998年12月在内地伏法。这说明，能力不用在正确的方向上，能力越大，进入悲惨的境地就越快。

2、儿子被绑架，又被勒索20个亿，无论对谁都是一场灾难。李嘉诚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冷静下来并让儿子毫发未损的安全归来，这确实显示了李嘉诚超人的胆略、见识和智慧（相比之下，1997年香港第二富豪郭炳湘被张子强绑架，受尽了折磨，才不得不拿出6亿港币赎金了事）。李的镇静，连张子强都很意外，张问他：“你为何这么冷静?”李回答道：“因为这次是我错了，我们在香港知名度这么高，但是一点防备都没有，比如我去打球，早上五点多自己开车去新界，在路上，几部车就可以把我围下来，而我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我要仔细检讨一下。”李嘉诚为什么这么痛快的交出赎金，除了爱子的生命安全考虑外，这种出了事从自身找原因，承认并正视不足和风险，努力提高完善自己的思维方式，确是李嘉诚获得成功并保持一生成功的关键。我们老讲，“失败是成功之母”、“吃亏是福”，但又有几人象李嘉诚一样参透其中的道理并坚定的践行呢？所以，当有人就最近两年和黄加大在欧洲投资而部分撤资内地而批评李嘉诚时，我只是觉得无语，因为“夏虫不可以语冰”。

3、反观张子强，虽然做的是“无本万利、只赚不赔”的“绑票生意”，但这“买卖”的性质和特点是“一次栽了，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前面无数次的盈利、不管多少，统统归零。而且更要命的是，这是一个高度危险的“行业”，入行者一开始都清楚，但干的越顺利，胆子会越大，风险意识会越低，直到最后“触礁”沉没。所以，张子强过去的每一次“成功”，都铺就了他未来的彻底失败。而李嘉诚生活中的每一次“失败”，却保障了他后来的成功，历史就是这么吊诡。

在大陆，公务员群体是情商和智商最高的群体，高级官员就更是“人上之人”，但最近两年看到大量的官员“落马”，真心为“人才的浪费”觉得可惜。想想还是习总的那句话对，“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当了官还非要当贪官，最后的结果，走的很可能是张子强一样的道路，每一次成功“贪污受贿”，都是加在自己脖子上的绳索，最后人财两空，名利双丢。

4、做一历史假设，如果张子强听了李嘉诚的话，从此金盆洗手，拿着三个多亿去投了李嘉诚的企业，张子强后来的命运，肯定会大不相同，从此成了香港富豪和成功人士也说不准。可惜的是，历史无法假设。

而真实的历史是：张子强4岁时随父母从广西博白随着当时的“逃港潮”来到香港定居，张子强的父亲为了全家糊口，在香港油麻地的庙街开了一个小小的“凉茶铺”以维持生计。油麻地周边是一片棚户区，住在这儿的不是穷人，就是一些三教九流之辈，常常发生一些黑社会的火拼。张子强就是在这样一个在三教九流的外界环境和拮据的家庭经济环境下长大的。他小学还没读完便无心上学，终日流连在“凉茶铺”周围，与街童玩耍、打架，慢慢地张子强就与街头恶棍和黑社会成员交往，“贼性”开始萌芽。张子强先在父亲的“凉茶铺”做帮手，后来父亲见他不学好，又把他送到一间专做西装的裁缝店当学徒。早年张子强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是严厉的，以至后来张子强进了看守所还经常回忆起父亲当年打他的情景。但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和拳头，都没有把他引上正道，反而使他对父亲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后来张子强很快开始涉入黑社会，并成为小头目，张子强12岁就开始进警察局，16岁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无数，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记录。1991年参与连续抢劫香港金铺，劫得金饰价值达750多万元。同年组织抢劫启德机场装甲运钞车，涉案1.6亿港元，张子强后来被捕，但法庭最终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将他无罪释放。港英当局当时还赔偿给张子强一大笔钱，使张子强愈发张狂。1996年5月成功绑票李泽钜后，又于1997年9月绑架郭炳湘，勒索港币6亿元，张子强独得3亿元。1997年10月，又策划绑架澳门第一富豪何鸿燊，被警方识破，未遂。1997年底，从内地非法购买800公斤烈性炸药，2000多枚雷管，并偷运到香港，图谋制造更大的恐怖事件。据炸药专家说，800公斤烈性炸药如果集中爆炸，足以炸平一座十几层的大厦。正是这800公斤炸药，敲响了张子强犯罪集团的丧钟。

所以，上了贼船，就少有下来的。非不想，乃不能也。所谓劝人 “浪子回头”、“金盆洗手”一类的话，其实是“心灵鸡汤”，当不得真。基于这一点，我曾不对因“贪污受贿”而“落马”的官员进行道德批判。

5、之所以历史不能假设，就是因为未来是无法预测的，人只能在历史的基础上，活在当下并创造自己的未来。所谓改变命运，其实就是改变生活的历史轨迹，这需要内外因素的多种配合，一般说来，这是比较难的。大多数的情况，多是在历史既定的轨道上前行，而且走的时间越长，彻底改变的主动性和可能性越低。所以到了历史的尽头，无论自己还是他人，觉得好像都是命中注定，其实命运从来不是“天定”的，而是自己“走”出来的。张子强的命运如此，贪官污吏的命运亦如此。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亦如此。看到无数治中国法学者,言必称“美英德法”，我内心里无数次弱弱地问，我们像“美英德法”吗？

6、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到历史的偶尔性和必然性问题。为了说明偶然的细节疏忽问题能影响大局，常有人戏言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的马蹄铁、1908年光绪皇帝喝的最后一杯酸奶、1911年武昌城里的一场爆炸、2012年薄熙来的一巴掌。好像没有马蹄铁的疏忽，拿破仑就不会在滑铁卢战役中失败。没有那杯酸奶和那声爆炸，清朝就不会灭亡。没有2012年对王立军的那一巴掌，就不会有后来薄熙来的下台以及后来的政局变化。这些历史掌故确实很有趣，有的可能还是历史事实，但由此演绎的历史却不是真的。

以清朝的灭亡为例，到了清末，接二连三的列强入侵战争和农民起义既让大清王朝“元气大伤”，又是大清王朝已经“气数快尽”的征兆和证明，大清王朝最后是“墙倒众人推”，而非仅仅被“革命党人”所推翻。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文明东来之际，大清王朝一直没有主动的把握历史的机遇期，长时间处于拒绝和被动适应的状态（除了戊戌六君子，其实还有许多体制内的仁人志士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付出了惨重代价，如郭嵩焘、黄遵宪、徐致靖、张荫桓等），1901年慈禧太后更是借义和团之势，狂妄地向西方列强全体“宣战”。反观日本，虽然接触西方文明比中国要晚，但明治维新使得日本迅速融入西方世界。基本没有什么抵触心理和制度举措。等到中国艳羡日本的“成功”并准备好好学习的时候，又举措失宜。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之所以没有成功，当然不是因为光绪皇帝的英年早逝和武昌起义，这时候的大清王朝已经像一个八九十岁、常年卧床不起的“老人”，任何一次的“不小心”都可能导致感冒进而肺炎而送命。长达十几年、横扫十几个行省的太平天国运动没有能够推翻大清王朝，为什么却在武昌城一声爆炸声之后很快土崩瓦解了呢？看看曾国藩的讨檄文，看看有那么多被太平军战败而自杀“殉国”的大清官员，五十年后，武昌城头炮声一响，大清官员却逃跑的逃跑、反正的反正。朝廷危难之时，再没有奋起抗争的“死士”和“殉国”的烈士(在任时修建第一座黄河铁路桥的原陕甘总督是个例外，这里对他表示尊重)，连奕劻这个“富可敌国”的既得利益者，为镇压武昌起义却只愿意捐出15万两军费。这样的王朝不灭亡，都没有天理。

7、对于一切猖獗的东西，要懂得以静制动。古语云：“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所以，对于未来，不要灰心，不要因为觉得有些不好的东西“坚不可摧”而灰心丧气。正是其目前的“坚不可摧”，我们才敢预言他未来的彻底失败和快速灭亡。这绝不是因果报应论和历史循环说。要相信，历史决定未来。

8、所以，要重视历史，要重视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法学作为“经世致用”之学，在今天这样一个过渡和转型的时代，当普通人的法治信仰和素养还超不过法家“法治”思想的时候，注定产生不了伟大的法学理论和制度建构，能够传之于后世、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经典作品，想来也不会太多。如果有，极可能产生在法律史学领域。

这不是学科的狂妄，而是对当下法治状况和法学现状清醒的认知和判断。不信，且等看我们的学生的学生书写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法学研究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