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分类】法理学

【关键词】学派 研究对象 基本范畴 基本原理 研究群体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专业方向：法理学、马克思主义法学、唯物史观。

自生产可以提供足够的剩余物时，社会科学研究的产生就具备了物质基础。由此获得的闲暇空间，使思想热爱者据此得以展开投射事物对象的对应性思考。因为问题往往成群出现，思想者们按照思维近缘或积极或者消极地站在不同位置，展现出基于同位类似性的派别性。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思想，相应地以学派形式加以呈现。实质而言，学派是人类认识的类似性聚集，具有自己的基本维度。

一般来说，一个学派得以成立，应具备几个主要条件：1、清晰的研究对象；2、成熟的研究方法；3、扎实的基本范畴；4、强力的基本原理；5、体系化的研究成果；6、主线一致、相互配合的研究群体。结合这几个主要维度，就大致能够判断一个学派是否已经形成，或者其所能发挥出的思想指导能量。

研究对象，标示学派“研究什么”。要想判断某个学科是否已经成型或者成熟，关键在于它是否已经具备自己明确而且必要的研究对象。没有足以充当研究对象的事物，所有研究都是无源之水。相关学派，根本不可能出现。可以说，清晰的研究对象，是学派形成的第一要素。

根本而言，研究对象根源于时势需求，表明学派在时势需求中的主旨追求。马克思认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按照此一逻辑，某个事物要想成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必须要在该事物成为必须解决而且能够解决的任务时，才能加以确立。也就是说，社会时势提出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应该稳定且重要，即常态化出现并且获得足够的重要性。任何事物，要想成为研究对象，必须具有研究价值，即具有深厚的研究必要性。这就要求，客观事物能直接或者间接地持续影响人们的活动高效。某个事物充分展现出来，才能被称为研究对象。一般来说，充分占有材料，才能完成研究。而要充分占有材料，则要求客观上必须有充分的材料。充分的材料，只能来源于事物充分的发展，需要研究对象出现且问题缠绕结点，即事物内部矛盾要充分显现，如果不加以解决就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如果没有事物的充分发展，即其内部的矛盾尚未充分展开，则不能积累出充分的可供研究的材料。也即是说，对某个事物的研究，必须在该事物获得较为充分的发展之后，才能成为具体可能。否则，对该事物的研究，实际上即使有也更是基于逻辑推理的猜想。固然，经过猜想形成的假设也在一定程度上能牵引思维，但对思维的形成来说，终究难以经由直接塑造使之固态化。

也就是说，研究对象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即在社会发展要求必须对其进行研究时，它才能真正成为某学科的研究对象。可研究可不研究的，不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如果某事物是偶然的研究对象，则它的存在稳定性必然弱小，而难以支撑起一个学科。只有成为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必然选项，研究对象才能稳定存续。研究对象往往意味着学科的存在。如果社会发展需要研究某个事物，围绕该事物的学科就会逐渐出现。从某种意义上，研究对象又附属于学科。只要社会发展需要某学科存在，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或迟或早会出现。总而言之，越是被社会发展所需要，即重要性越强的研究对象，越是稳定，越可能成为时代中的核心研究对象。

本质上，研究对象的出现，表明社会发展需要实现某些领域的突破，以展现能动性，促进事物朝着更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对研究对象的探索趋于透彻，表明社会对该事物发展规律认识越来越清楚，对该事物的掌控能力不断提高。由此，也标示社会的不断进步。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会出现不同的研究对象，以及由此而来的学科发展。即使同一研究对象，也会出现细节化的发展趋势。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会展现出不同的研究重点。这样，观照相应的研究对象是否成熟或者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可以大致分析某学科的发展阶段。

作为学派的当然标准，研究对象提供了其他标准的前部领动。在它之外，基本范畴、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学科框架，也是一个学派是否得以产生的重要标准。

研究方法，表明学派“怎样研究”。一般来说，“研究方法是任何科学研究得以进行的逻辑前提，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指导，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理论观点，得出科学的理论结论。”[2]方法，往往反映出立场及其限制，也往往决定了该学科是否科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科学。如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因为采取纯思辨的推导方法，其科学性程度就远不如采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马克思主义。

研究方法，使学科之间具备了彼此区分开来的更大可能。不同学科，其研究方法也各异。当然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可能会有重叠。但成熟的研究方法组合，是某学科得以形成的基本判断标准之一。如果说，没有清晰的研究对象，某学科就是无的放矢，则方法就是要确定该如何放矢。如研究中国文化特色，则必然运用“异同比较法”和文化“对话法”。

研究方法的基础，仍然是社会实践。随着实践发展提出研究要求，适应其要求的研究方法就得以产生并被推广。尽管是社会实践的要求，研究方法也是学派理论在方法上的基本表现。实质观之，“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材料的发展形势是不尽相同的，因而，对材料发展形式的分析首先是理论问题。它决定了分析的角度以及分析是否最终合理。”[3]由是以观，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上的研究方法，也保证着其学派的基本理论模式和方向。

根据不同标准，研究方法各有其类并各有适域。按照学派的研究对象和对象展开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研究重点，会要求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而在其研究展开的过程中，研究方法能否被顺利恰当地适用，往往决定该学派的具体形成和基本走向。

因为学派一旦形成就保持稳定的趋势，适应该学派基本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也趋于稳定。由此而来的研究方法，就是该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因而都需要其他手段加以辅助；某个学派的研究方法，虽然能够稳定适用，却也需要辅助性的研究方法予以加固。由此，不同学派，都有其基本研究方法和辅助性研究方法。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把该学派的研究推向前进。研究方法成熟多变，根据研究重点不同而适应性地趋前适用，这是一个学派成熟的表现。

学派基因，也往往决定着更多地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敢于面对事实的学派，一般会采用从经验中推理的研究方法。不敢于面对现实的学派，则更多应用思辨的逻辑推理。如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学科来说，更多地采取从实践中提取理论的研究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4]面对客观事物的多样性统一，“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势，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这样，经过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各种发展形势、探寻形式内在联系三个基本步骤，一个研究循环就大致完成。

马克思以人口研究为例，提示出研究方法的基本方面。“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地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6]马克思的这些话，揭示出做研究的基本方法。而唯心主义学派，则要求从神意、客观意志等看似有理却虚无缥缈的概念出发，做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思辨，最后推导出主观决定论或者不可知论。正是通过合理适当的研究方法，学派的认识才能最终完成，并标立出该学派的基本特色。

由此提示出方法论的科学性问题。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基本立场的方法论，敢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类的方法，更显示出科学性。而脱离事实的形而上学纯思辨，则其科学性将大幅下降。方法论科学，既是该学科是否科学的反映，也是其学科趋于科学和坚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基本范畴，揭示学派的研究支撑。最能体现学派特征的，是能表达其基本内容的基本范畴。基本范畴，其作用来自于范畴体系中的遴选，根据学派体系发挥功能而居中协调领进的要求。

所谓的范畴，就是常态化、模式化的概念。这里需要强调，对学派研究来说，概念很常见。“科学研究一旦超出了最初阶段，其表现形式就是以概念为核心的思维活动。如果说早期的范畴或概念还有一定的直观性，那么，随着认识的发展，概念会越来越抽象化，越来越远离人们的日常经验，数学在各个学科的广泛应用就是一个明证。也就是说在现代科学研究活动中，概念的运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抽象——（理性）具体的研究阶段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7]因此，概念对一个学科的建构来说，起到至关重要的纽载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的形成和阐述，就是概念运用及其梳理的过程。作为研究结果，某个学派其学说的形成，就是以概念体系作为外在形式表达点的。

但概念并非都是范畴，而范畴恰恰是概念体系中的常态重要概念。只有从整体出发，才能真正体会到切实范畴，即定型化的概念或常用的稳态概念，亦可称为范式概念。“从实在和具体开始形成抽象的过程虽能得到相关的概念或范畴，但并不能解决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的问题。对于构建理论体系来说，获得这些概念和范畴固然是前提，但如果研究工作仅仅停留在这一阶段，那么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了解还是片面的、贫乏的，因为每一概念或范畴只是对对象的单个侧面或单个关系的描述，而关于各个侧面之间如何联系起来构成有机整体的，在这个阶段我们还并不了解。”[8]正如黑格尔所说“如果一个化学家取一块肉放在他的蒸馏器上，加以多方面的割裂分解，于是告诉人们说这块肉是由氧气氮气氢气等元素所构成。可见这些抽象的元素已经不再是肉了。”[9]可以说，只有在整体结构中得以存在并能发挥出整体化作用的概念，才是真正的范畴。[10]

在这诸多的范畴之中，在学科下辖各个领域中具有关键位置的范畴，是该学科得以成立的基本范畴。而其中，能够串联或者涵摄基本范畴的极少数更为重要的范畴，居于该学科范畴体系中的核心位置，被称为基石范畴。基石范畴，对整个学派有天然领导力和内聚力，类似于宇宙中的北极星，起到定位的主轴作用，能够协同各个领域的范畴谱系。在基石范畴的笼罩下，各个范畴和概念在各自覆盖的领域内，发挥构建和承载作用，从而发挥出体系化的功能。

一般来说，基本范畴出现，表明该学派大致成立。而基石范畴的出现，表明该学派的成熟。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基石范畴的出现，则学派的整个概念体系即使出现，也因为没有统帅型的范畴居中调度，而难以最大化加乘各自的作用。该学派即便已经开始形成也是初始态的，因为它的思维中心并未有效隆起。以此作为基本判断标准，学派是否已经稳固成型就不难而知了。

基本原理，表明学派的研究框架。对一个学派来说，要研究具体领域客观事物的具体运动，就必然产生以此作为基础的相关认识。如果对象运动是常态的，这样的认识就表达为原理。“没有内在联系的概念体系不能称为理论，正像杂乱无章的文字堆积不能称为文章一样。”[11]而要想展示出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就必须通过原理予以揭示。原理之间内在匹配，才能揭示出客观事物之间内在联系，实现框架性的深度揭示。可以说，原理是相关学派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成果所在。原理类似于各个领域的将军，具有天然的统治辐射力。各个原理之间的辐射力对接，产生力线的叠加式的倍增和强化，甚至自我加乘。通过这种原理辐射力，相关学派的认识被有效串接起来。

在诸多原理之中，起到基本框架限定作用的原理，是基本原理。基本原理，对于学派来说，意义重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基本原理的支撑，学派就不可能具体形成。任何学派，都有主要观点。其主要观点，通过基本原理加以承载与传达。基本原理形成并被清晰表达出来，会形成力量强大的认识笼罩，进而产生较大的原理能量。有了基本原理，就意味着一个学派有了基本骨架。基本原理的宽度与厚度，往往决定了该学派是否成熟，该学派在同类学派中的位置势能（即位阶）以及以后的发展走势。故此，基本原理也是判断一个学派的基本标准。

必须进一步强调，在诸多基本原理中，有其元命题，即学科的核心命题。元命题是一个学科的元点机制的概念化表述。所谓的元点机制，就是该学科或者学派的认识体系之中，处于核心发源的机制。对某学科来说，其所有研究，能最后向上堆积或者向中间汇聚出它的总原理。这个总原理，可以称之为该学科的元点机制。正如木桶的底板一样，对于该学科来说，元点机制就是其所以成立的底板。把研究对象的元点机制表述出来，就形成了核心原理。学派的元点机制，表现为以基石概念为核心的基本原理。正是这个元点机制的形成，兜底了该学科的学科构建，从而使其呈现出强烈的体系化特征。据此观照，如果一个学派的元点机制没有形成或者仍未被清晰表达出来，则意味着该学派基本上没有形成，或者即使有其他基本原理先行支撑，也基本上处于初始态的未成熟阶段。

除了学科的元命题之外，还有与之匹配的基本命题，以基本原理的形式予以配合。如果说元点命题是核心主轴，其他基本原理就是每个研究小领域中的支撑所在。元点原理，发散到各个具体领域中，凝结成以基本原理为主轴的认识体系。成就一个学科体系，仅靠元点原理远远不够，更需要基本原理辐辏以融合。相对于具体血肉来说，基本原理形成学科的骨骼。恰恰是其原理架构的形成，决定了该学科的基本形状和走向。核心命题与基本命题，能够按照其学派论述方向和主要论述观点加以组合，结果就形成了足以支撑该学派的基本框架。

由此，考察一个学科是否成熟或者成熟程度，就要看其是否已经阐述基本原理和阐述的程度。

认识体系，表达学派的研究细节化。经过上述诸多标准的汇聚，一个学科的理论思维框架得以形成。因为对象稳定清晰，方法得当有力，基本范畴居中穿引，基本原理有效支撑，该思维框架能够稳固确立。确立后的思维框架，就直接表明该学科的成型。

由此而来，也标示其学派需要认识体系化。“任何科学的任务在于探求一定领域的规律，形成科学概念，建立理论体系，而任何一门科学（包括法哲学在内）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概念、范畴之后，总会提出一个如何系统化的问题，即如何构架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12]如果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只停留在片段性的单视角认识，这样的认识就显得比较薄弱，因而难以支撑一个学派应该拥有的认识厚度与宽度。客观上，这样的认识也就不可能达到学派应有的认识高度。而只有体系化的认识，才足以支撑一个学派所需要的力度。

在认识体系中，对客观对象的认识达到细节化。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其目的就在于越来越深刻地通过认识把握客观事物的进程，并使其进程有利于主体设定目的的实现。从其本能上看，认识需要体系化。也只有在体系化的过程中，各个层面的认识才能相互匹配，形成认识合力，进而推动围绕客观事物进行的主观设定和活动更加趋于科学而高效。

认识体系的形成，表明该学派已经就此形成且已经比较成熟。因为认识对象所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要求相关的认识必定体系化互结。认识体系的形成，表明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已经达到较为深刻的地步，实现了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探索。其认识体系，内在扣合且相互匹配，共同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因素及其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说，认识体系的出现，标志着学派的真正产生。

认识的体系框架形成之后，并不意味着就此停步。契合形势基础上，不断根据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调整自己的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结合，是该框架保持稳定性和发展性的必要前提。从这个意义上，学派的认识框架形成之后，要在不断调整中实现弹性延续。当然，如果被时势绑定，该认识体系发展到最大化的程度后，也可能自我回缩甚至陷入衰亡。

研究群体，标明哪些人在研究。对学派来说，不论其他元素进度如何，最直接的就是需要研究者群体加以承载。缺乏研究者群的学派，不可能存在。由此，研究群体成为判断学派是否成型的外在标准。

对研究对象的发掘和展开，需要具体的研究者加以深刻观照。必须承认，专业研究者是学派得以证立的必要前提。显然，学派产生是社会剩余产品丰富到足以养活一大批研究者之后的事情。研究群体的稳定存在，表明学派的真正产生。

社会趋势的思想要求，是学派研究的功业所在。处于社会链之中的研究者，在其现实条件结构中，根据现实的利害，可以本能发现社会演变趋势及其要求思想解决哪些问题，由此确定其研究方向，并从既存的思想材料中提取有利的材料，发挥自己的学科想象力，以一定的形式输出研究成果。经由这个过程，研究者也获得自己的学科定位，进而产生学派性。因为趋势要求的思想方向并非单向，响应趋势要求的研究者就多向产生，进而结集成群，形成标载某学派的研究群体。

研究群体的产生，是社会分工在思想界的反映。不同研究优势所证成的各异研究取向和由此而来的研究成果，表明不同学派的现实产生。在大致相同的研究领域中，也会因为具体结合点不同而造成学派内部各异。不仅如此，在不同时间段内，同一研究领域也需要不断结合已经更改的时代条件而加以深化，实现适应性的自我完善。这样，在同一研究领域内，不同细节点上和不同研究时间段上，催生各具特色的学派承载者。

在社会趋势还不太明朗的阶段，产出本领域的初始代表者。这个时候，学派的特色并不明显，甚至往往杂糅其他学派的合理元素。待到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本学派元素必然就此更加明晰，使得学派凸起成为必然。等认识体系形成之后，产生学派创始人，学派终告诞生。一旦社会趋势发展到需要集大成阶段，则学派也会要求在既有认识基础上，汇聚时代要求以实现思想集大成，进而催生思想集大成者。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研究群体底座，即很多同类研究者同时出现而形成的各位呼应。他们的出现时间肯定有具体先后，却归属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时代，要求出现类似水平的研究者们出现。在社会趋势的主体时代，相关研究者就会层出不穷，标示学派的鼎盛进度。

研究群体是学派的直接承载，而著作群则是研究群体的具体承载体。没有著作，相应的学派思想也不可能外显并且固定化传播。每个时间段，都有标点该阶段的代表性著作。从著作角度去看，学派的形成线索，由著作加以串联。一部学派史，就是一部著作史。在这个过程中，学派表现出明显的思想师承。在思想传递过程中，学派相关学脉被传承下去并被发展起来。学派传承，表明社会趋势要求学派稳定发展，也表明社会问题的逐渐被解决。

以上基本维度从问题思考过程中伸展出以后，学派得以形成。在学派形成之后，其基本维度会逐渐充满，进而展现出独属本学派的学派生命。与社会结构的适应性演进大致同步，相关学派伸展或者枯萎，从而展现出自己的学派适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2]郭强：《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2010，第2页。

[3]郭强：《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2010，第2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5]郭强：《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页。

[7]郭强：《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2010，第6页。

[8]郭强：《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2010，第7页。

[9]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3页。

[10]这中间，会有一个范畴蒸馏和淘汰的过程。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来说，经由初始研究形成的诸多概念，是初始概念。然而，这些概念是否能够具体地充当体系化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则要看其概念所承载的真理含量的大小才能最终裁定。如果初始概念本身蕴含的真理含量大，则仍然可以继续充当体系化层次上的概念；否则就会因为难以继续参与科学研究而被蒸馏出去，被淘汰掉。所以，形成整体视角后的概念再形成，是使研究科学化的必要一环。经过科学化蒸馏的常态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范畴。如果类比，范畴就像各大部长，而基石范畴就是最高领导人。

[11]郭强：《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12]公丕祥：《马克思的法哲学革命》，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