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北京春早，寒风料峭。孙中山出奔东瀛，袁世凯窃据高位，政局瑟瑟如草，民国摇摇欲坠。已离开政坛的沈家本缠绵病榻，呃额蹉叹，“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历史洪流稍歇之际，一度中断的《法学会杂志》复刊，这位媒介中西法制的冰人欣然题序：“吾国近十年来亦渐知采用东西法律。余从事斯役，延访名流，分司编辑；并聘东方博士，相与讨论讲求。复创设法律学堂，以造就司法人才，为他日审判之预备。规模略具，中国法学，于焉萌芽。”并希望“异日法学昌明，钜子辈出，得与东西各先进国媲美”。

这也许是沈家本最后的法治遗嘱，半年后他便溘然长逝。而以一种神奇的方式，2015年《法治周末》十大图书，恰似在向百年前的法治先驱遥遥致意。历史追寻、思想探源、理念更张、自然正义，讲述的都是同一个“法治东西”的故事。西与东，水与乳，云与泥？是愿景，是宿命？是助飞的羽翼，还是沉重的肉身？西法东渐的内在张力，蕴含了此后中国法治与法学的是是非非。

一个多世纪的筚路蓝缕，很少有人会否认中国推行法治的真诚，也很少有人会无视中国在法治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但法治大兴，发生的很多，留下的却有限。我们充盈着希望，也弥漫着焦虑。人们对法治的心灵需求越来越大，不满足渐积渐深，但法治的推行却早已不可能势如破竹，而是如掘岩石，寸进不易。法治永远在前方，就像在等待戈多。

实践者与研究者也有相互不耐的迹象，知识者不满于实践者，实践者失望于学术界，共识出现裂痕。这可能是人类政治、社会与法治转型中的一段弥足珍贵的心史。但难以忽视的是，在知识开放、信息畅达的今时今日，知识者日益演化为专门化和专业化的普通社会分工群体，而愈益丧失传统士人对社会所具有的知识优势，对政治所具有的道义优势。

法治是美好的，但它是否穷尽了人类治理智慧的极致，达到了尽善尽美而绝对不容置喙？西式法治同样是好的，但它是否只拥有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唯一路径或模式，而排除了其他国家制度创新的可能？法治是我们共同的理想，但现实世界中各国各族推行法治的成败如何，得失何在？法治与政治的关系究竟该如何处理，它究竟是政治的礼服，还是变革的扳机？人类对法治的理解与研究，究竟还有没有突破西方理论框架、范式而进行智慧创新的可能？某种意义上，模糊的空间越来越小，亮出底牌可能就在弹指之间。

我们对法治所曾经持有的一套西方话语、西方典范、西方理想、西方目标，虽然仍不失其现实的感召力与理论的解释力，但却很可能再次有了强力的竞争者。我们应该坚持法治的理想、目标，永不放弃对任何异域优秀治理智慧的学习，但也同样应该关注当今世界法治的现实、法治实现的具体条件以及属于我们自己的智慧创新与民族贡献。中西之间关于终极理想的预设终究是不同的，并自然而然会影响到各自的政治愿景与法治理想。

特别是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愈来愈呈现出从算术级到几何级的变化，我们固有的所有治理智慧与法治机制都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治道，工业文明时代的西方法治，在生物技术突破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时代，将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我们的治理与法治，又会发生何等惊心动魄的理论升华与智慧突破？思之令人神往！这是人类的问题，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机缘；在大变革可能发生之际，法治当然需要中国的智慧交代，呼唤中国的思想贡献。而如2015年法治十大图书这般对历史的反复致意，堪为我们提供反思的契机与前进的动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法治周末201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