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中，我们接触到这样一个案例：某制片厂多年前曾出品一部动画片，由于受到观众好评，遂加以改编，不断向市场推出该动画片的新版本。某公司以获得动画设计师版权为由，起诉该制片厂侵犯版权，要求制片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原告说，他们已经获得动画设计师第一版动画形象版权，被告后续开发的新版动画片属于侵权。被告则认为，当初确实由制片厂跟设计师谈动画设计，并且当场取得设计草图，制片厂已向作者支付报酬，在播出的动画片中标注作者为“动画设计”；动画形象是集体创作的结果，设计师无权对该动画形象单独行使版权。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命题创作的版权问题。

第一，关于命题创作前期草图，是否可以独立？动画形象是否合作创作？创作者之一是否可以单独主张他的版权？

关于命题创作，有多种情况。比如说，老舍给齐白石出了一个题目，叫做《十里蛙声出山泉》。后来，齐白石先生根据老舍先生的这个命题，创作出一幅非常优美的画。在这种情况下，齐先生对这张画儿可单独享有版权。大家都知道，这是一幅非常有创意的画。我们假设，如果当初老舍跟齐白石两个人商量，这幅画儿的布局、创意，由蝌蚪引出十里之外的山泉之声，那么，最后完成这张画儿，就有可能算作合作作品，版权由两个人共同享有。版权共同享有还是单独享有，要有具体的分析。关键要看各个当事人，对最后完成的这件作品，是否有实质性的贡献。例如，在刘国础诉叶毓山《歌乐山烈士群雕》版权纠纷案中，刘先生确实对烈士群雕有一定的贡献，但是这种贡献，是辅助性的，例如，对于防止洪水的排水沟，以及周边的景观布置等，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但是，刘对群雕本身，没有实质性的贡献。所以法院排除的刘作为烈士群雕合作作者的诉诉讼请求。

至于那个动画片，前期的草图，如果草图的作者，是在动画片导演提出创意，或者，有其他作者的共同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个草图，尽管出自草图的作者，也很难说是独立的作品。只有出现前面说的老舍和齐白石的那种情况，也就是说，导演提出创意，或者说提出一个命题，其他的交由草图的作者自己完成，这个时候，草图作者有可能单独享有版权。不能一概地说，动画形象是单独作品，还是合作作品，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二，在诉讼中，一方主张版权，却无法提供证明版权存在的载体，法院可否根据诉请，确认其对被诉作品构成实质性的相似？

在版权诉讼当中，确实需要首先证明自己的权利，才能够主张版权；要证明自己有权利，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拿美术作品来说，证明享有版权的证据，包括设计草图、原作、照片、图录，等等。你要向法院说明，你的作品是什么？你对什么作品享有权利？什么都拿不出来，然后说，被告的那件东西是我创作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分清被诉的作品，是否原告的创作，法院要做裁判就相当困难。实践当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例如，原告把草图丢了，或者原作毁弃了，在诉讼中拿不出这些承载着版权的物质载体，甚至照片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证明自己对被诉作品享有版权，需要有很多的旁证。例如，当事人的证言证词，当初售卖这件作品的收据，当时的创作合同，等等。那么在具体案件当中，就要看原告是否能够满足这些证据要求。法院要认定两件作品是否存在实质的相似，必须拿证据说话，仅凭主观的想象无法判断。

第三，根据文字作品的内容或者导演阐述进行动画形象设计，是否属于演绎创作？

文字作品，是受版权保护的客体之一。如果导演的阐述非常完整，那么，也应当是一件作品，例如，文字作品或者口头作品。根据文字作品或者口头作品进行其他的艺术创作，例如，创作动画片、美术作品、电影，等等，毫无疑问，属于艺术的二次创作，也就是演绎作品。很多电影就是按照这个创作步骤拍的。例如，苏童的《妻妾成群》是一件优秀的文字作品，张艺谋根据这部作品拍摄了电影《大红高粱高高挂》，就是一件对苏童文字作品的二次创作，张艺谋的创作就是演绎创作，当然，张艺谋创作的是另一类作品，即版权法上规定的电影作品。在这起案件当中，被告也需要证明自己完成了文字作品的创作，或者完成了口头作品的创作，而原告是依据了文字作品或口头作品进行的二次创作。如果有相关的证据，那么，从逻辑上说，这个动画片就是演绎作品。关键看证据。

关于演绎作品的版权，我们国家没有具体的规定。版权法第12条仅仅规定的是改编者的版权，意思是，根据已有作品进行改编，版权归人享有，但改编者在行使版权的时候，不得侵犯原作品的版权。如果动画形象是演绎改编，权利归谁呢？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合同约定动画设计人，是不是能够单独行使版权的，他不能在没有跟动画片主创者协商的情况下，把动画形象授权他人使用。这里有很大的疑问，因为你的动画形象，是根据动画片的导演，或者主创人员的总体创作要求进行的，虽然对动画形象，你有很大的贡献，但这种贡献，是与导演等创作团队共同创作完成的。动画形象，能不能够单独的拿去授权，确实值得研究。在一些国家法律当中规定有角色的商品化权，我们国家没有具体的规定。角色的商品化权归谁呢？归导演，还是归设计者？都没有具体的规定。需要法院根据实际的情况作出裁判，通过不断的实践和总结来完善立法。

第四，本案中，动画设计师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创作？

我国版权法对于职务作品有具体的规定。判断职务作品的主要依据就是，公民的创作是否是履行了法人或者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在本案当中，动画设计师的创作行为，是否属于履行制片厂所安排的工作任务，这只有看证据才能够证明。其实，如果按照电影作品的版权归属来分析，这个案子很好判断。电影作品是一类特殊的作品，版权法把其中剧本和音乐这些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摘出来，可以单独行使，而其他权利归制片人享有。所以说，这个问题，要看设计师是否作为制片厂的任务来进行创作的。另一个思路，就是按电影作品的版权归属来判断。

第五，“一女两嫁”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效力认定？

在实践当中确实存在着权利人将自己的作品“一女两嫁”的情况，比如说，《老鼠爱大米》这首歌，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关的使用者，事先并不知情，结果相关作品投入市场之后发生纠纷。因此，在使用作品之前，就要对相关作品的权利归属非常的明晰，在新的市场开辟之前，对于可能存在的权利瑕疵，尽可能的把它消除。

在这起案件当中，如果存在着动画设计师在没有征得有关各方许可的情况下（我们姑且将其视为一件合作作品或者是演绎作品），那么，他的这种授权行为，一开始就不成立，他没有权利，怎么可以“嫁人”？当然，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他对动画设计享有独立的版权。他先是跟制片厂有协议，他从制片领取稿费，那么他已经把相关的权利转让给了制片厂。此时，他另外又把这项权利转让给第三方，由此可能给制片厂带来负面影响。解决这类问题，曾经有专家建议，就是权利公示和备案。如果计划对版权进行大规模的市场开发，最好在行动之前，进行权利的公示和备案，这样，当发生侵权的时候，对自己这一方就很有利了。这件案子的发生，制片厂可能是认为，当初是作为任务交代给设计师进行创作的，而且已经向他付了稿费，版权已经很清楚了。但实际上，可能没有非常精准的详细的版权协议把它规定下来。我们希望，各方都可以从这件案子当中吸取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