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节选自“黔风书话”第（七）则《往事悠悠待回首——法理学教材书话》。该则书话系作者创作《法理学“指导”型知识生产机制及其困难——从法理学教材出发》（《北方法学》2014年第6期）之后的随感。因其中部分内容与两所有关，现节选后首发于此。谨此向两所所有留苏前辈致敬！

这次收集法理学教材，我找到了一本罗马什金等人主编的《国家和法的理论》。在此欲借题发挥者，是该书的出版情况和译者。

它于1963年出版，那可是一个与苏修早已划清界限的时代，怎么可能还出版呢？其他一些信息也许能说明一下问题：它的封面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扉页上更有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后勤部政治处资料专章”的印章。这足以暗示它的传播范围是有限的，传播的初衷则很难捕捉——该书没有任何译者说明之类的话，不知道其翻译究竟是为了真正地批判苏修，还是为了打着“内部发行”的旗号学习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也许译者说明的缺失，恰是译者高超的政治智慧使然——于不便言说处沉默。

相比于译者说明的缺失，译者及其分工则一目了然。这本由我的单位前辈学者集体翻译的著作，集中了那个时代两所几乎所有留苏精英的智慧。若吴大英先生、王叔文先生，早已仙逝有年；若王家福先生、刘楠来先生、马骧聪先生、曾庆敏先生、任允正先生、韩延龙先生，尚还健在人间——我有幸或听其发言，或同其与会，或观其身影，或闻其故事。一切逝者与生者的风流过往，皆永远凝聚在沙滩北街15号那个静谧的小院中…….

在中国法理学发展的相当一个时期，教材不仅承载着教学功能，而且承载着学术功能。职是之故，其作者或译者的智力付出，无一不体现着他们对真理的渴求与对学术的热忱。当这些渴求与热忱发生在一个时有政治高压的年代中时，他们的努力更显珍贵。想到这些，我决定在书架上专辟一层，以出版时间为序摆放法理学教材。也许它们的很多内容已不合时宜，也许它们的作者或译者已成为历史，但正是它们蕴含的那些哪怕是暗弱的真理之光，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于曲折中追求法治的不竭动力，也构成了我这个法学后生咿呀学语的启蒙之音……

 

《国家和法的理论》封面

《国家和法的理论》扉页

《国家和法的理论》著译者分工

作者简介：田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编辑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