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多年来，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在东海、南海等海域侵占岛礁、瓜分海域，掠夺资源的同时，还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与域外国家联手强化对华军事同盟。这些国家还强化其有关海洋的立法和执法措施，为其对华海上斗争寻求国内法律依据和国际支持。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涉及岛礁主权，海洋划界，渔业、油气及其他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纠纷等多方面的问题，海洋维权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10月下旬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到，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因此，面对周边复杂情势，我们在落实海洋强国战略、推进海洋维权工作中，也要清楚中国及周边环境的特色，正确把握这两个大局。

首先，要在国内树立建设海洋强国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自历史的血脉，要发扬中国勤劳勇敢、敢于创新的光荣传统。事实上，作为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我国历史上也曾经是出色的海洋强国。早在15世纪初，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多次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达西亚和非洲海岸。西方历史学家也指出，当时的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船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后来，因清朝长期施行“闭关锁国”政策，我国对海洋的探索陷入停滞。鸦片战争后，我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深受侵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尽管我国自清朝末年到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经历了一段极为落后和屈辱的历史，但不可否认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我国在经济、社会与科技进步上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纵览全局，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也为我国开展海洋维权提供了实力基础。　　

其次，要在国际层面懂得运用法律武器，实现规范化维权。海洋是世界互通的重要桥梁，除国家领水及特定管辖区域外，它是世界的共同财富。目前，国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海洋法秩序。既然各国自觉地在海洋法的权利与义务范围内活动，就有必要懂得运用海洋法或法律的语言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这方面，很多海洋大国已经走在前头。譬如，加拿大于1996年颁布实施《海洋法》，成为世界上首个进行海洋综合立法的国家。为配合《海洋法》的实施，还陆续出台了《加拿大海洋战略》（2002年）、《海洋行动计划》（2005年）、《联邦海洋保护区战略》（2005年）等;英国于2009年颁布《海洋法》;美国虽然一直没有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它于2000年颁布《海洋法案》，并成立了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2004年又发布了《美国海洋行动计划》。我国周边的日本于2007年通过了《海洋基本法》，韩国于2005年颁布了《海洋宪章》，越南也于2012年颁布了《海洋法》等等。为此，我国也应该抓紧立法步伐，认识到现有的各海洋法单项规定的不足，以国际通用的法律语言来明确宣示自身的合法权益，也为本国在自身海域的进一步活动提供国内法指导与依据。　　

再次，我国在维权中要形成自身特色的海洋意识，具有说服力的价值观，以凝聚人心。习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还指出，外交工作中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等等，这本身就是很具中国特色指导思想。在中国传统中，“义”是某种特定的道德伦理规范。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儒家之义利观的背后是天下观，国家治理应以民利为重。《论语》中提到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利就是公利，在一国之内是百姓的丰衣足食，在一国之外，则是世界的和平与秩序。所以，中国一贯主张大局观念、集体利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实际上都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总之，在目前大变革大发展的关键时期，保障我国海洋安全至关重要，加强海洋维权势在必行。在积极维护本国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有必要深入分析国内国际情势，熟悉理解和运用国内法与国际法两套规则，把握好两个大局。在海洋法治化的同时，也要兼顾文化自信与价值观推广，做到权益清楚、义利分明，力求取得本国与周边国家和谐发展的最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