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邵阳市旧称宝庆府，传说有一老道人在城门上见每天进出城门者如过江之鲫，遂问身边人：共有多少？难住被问者后，他又自答：其实就两人，一人姓名，一人姓利。

类似的话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荣名厚利，世所同竞， “求之既不可得，却之亦不可免”，怎样看待名利，确需一种智慧。

最理想的境界当然是悟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这恐怕非圣贤不能达到，“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弘一法师出家，牛顿从科学转向神学，甚至包括民国杰出法律人吴经熊最后皈依天主教，皆是他们褪尽铅华后的怡然选择。作为凡夫俗子，我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他们放弃世间耀眼的事业而深感惋惜，就如小时候老师所教导的，牛顿要是后来不沉迷于神学，他在科学上的贡献会更大。但听一听赵朴初先生对弘一法师的评价：“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想想他们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贡献，难道不令人肃然起敬么？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这几个人属于圣人的话，那么世上还有一种伟人的名利观。蒋经国先生曾经说过：谋利要谋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他的这种大气和远见也许可以视为对他晚年推动台湾改革的一种解释吧。

更有中山先生言：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对临时大总统这样的高位，他毫不眷恋，而对铁路督办这样的空衔，他却充满热情地去投入，只因他太想实现自己的建国修路梦。虽然中山先生后来并未如愿，但他给政治家树立起来的道德标杆却足以说明他干的是大事。

说实话，在官本位这种一元价值观的长期浸染下，我曾对中山先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这句话产生过怀疑：不做大官，怎能做大事？好像在我们的印象中，只有做了大官，才能做大事，甚至只要做了大官，就一定能做大事。后来我在国外发现，在一个多元价值观的社会，做官只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一个职业而已，那些不做官的从事别的职业的人，照样可以做大事，照样有自我实现的平台，大法官、大科学家、大企业家不要说了，就是一个小小的非政府组织，他们也觉得是小舞台、大事业。价值观的多元，职业的多样，人格的平等，使大家分别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和圈子里实现自己的名利，比起一起去挤独木桥，显然对激发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有好处。随着中国多元社会的逐渐生成，官本位的一元价值观也迟早会发生变化。其实，即使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家也自有史家的标准，司马迁就说过：历史上多少富、贵、君、王，“当时则荣，没则已焉”，而一介布衣孔子，却可以“倜傥风流之人称焉”。

我们现在正处于民族奋斗、赶超发达国家的时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这样一个强调快的时代里，毋庸讳言，许多人对于事业的追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名利，似乎急了点，甚至在与他人的攀比中失去了自我。社会科学家已经确定一点：只有当我们认为外界不存在强大的压力时，我们才会为自己的行为发自内心地负起责任。现在太多的评比和评价让名利成为一种强大的外部压力，使许多人放弃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忙于追求表面上的名利而无暇去打扫内心的尘垢，利欲熏心，根本耐不住寂寞。多少高大上的官员，一经查处竟是腐败得数额惊人，生活作风堕落得超出想象，甚至某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也为一心获取功名而陷入抄袭等丑闻。

真正的智者一定会冷静地对待名利。钱钟书说：“所谓的名声，不过是误会的总和”，表现出他对名利的超脱与淡定。林肯说：“人格像一棵树，而名声就像树影，我们往往以为树影就像树的样子，其实唯有树身才是真实的。”强调人格本身的重要。居里夫人视荣誉为玩具，连爱因斯坦都对她 “不为荣誉所腐蚀”的淡泊充满敬意。当然，在名利场上，利令智昏和舍本求末者亦不在少数。因为去追求名利，而放弃了对自己人格的要求，这种可悲的事情从古至今都在不断地发生。

所以，我要引周国平先生的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一个人的实力未必表现为名利山上攀登，真有实力的人还能支配自己的人生走向，适时地退出竞赛，省下时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享受生命的乐趣。

（原载《检察日报》2014年12月12日绿海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