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歷史學家會有哪些遺產？在現今物欲橫流之下，我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他所留下的房子、車子，還有票子……諸如此類，有形或者無形、可以變現或者升值的財產。雖然這樣的想法未免有些世故，但我們也沒必要過於清高，甚或有些不近人情地認為，作為一名歷史學家或者一般的學者，他就不能或不應擁有這些財產，並留供後人繼承。

儘管如此，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如果我們認為某人是歷史學家，絕不是因為他擁有相當數量的房子、車子或者票子之類的財產。恰恰相反，某人之所以成為或者被公認為歷史學家，簡直與這些財產沒有多大關係，關鍵在於他在歷史研究領域提供了相當數量的著述，為這一領域創造了若干經典性的學術成果，或開創了一種研究的新格局，提出諸多嶄新的學術觀點，或為這一領域學術研究的縱深發展提供方法論、認識論等方面的貢獻；進而，歷史學家連同他的學術成果最終成為這一領域學術發展史上一個重要而不可磨滅的標誌性符號。從這個意義上看，歷史學家的寶貴遺產，更主要在於其學術方面的貢獻，以及他的著述所蘊含的學術創造性和持久的學術影響力。比較而言，一方面，歷史學家所擁有的房子、車子、票子等財產基本是一種家庭私產，除非捐贈出來，改作故居或者藏諸博物館，否則，往往屬於其家屬或者後代財產繼承的內容，影響範圍相對有限；另一方面，學術乃為天下之公器，歷史學家所完成的學術著述，一經刊佈，便不再為一家一姓所專有--甚至不再專屬於歷史學家本人，而是進入一個無比巨大的學術和社會空間，更因其獨特的學術創造性和持久的學術影響力，在不同知識個體或群體中間得以傳播和吸收，乃至衍生出更為豐富的智力成果，從而化身為整個社會乃至人類智慧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毫無疑問，這一部分屬於一種公益性的社會財產--它的分量和比重當然是越高越好，因為這關係到歷史學家的學術地位，也直接決定他在整個學術譜系中的位置。

然而，在上述兩種財產（家庭私產和社會財產）之外，尚有一種財產性質不太確定--這就是歷史學家的著述遺稿。某位教授曾言：學者最幸福的死亡方式，就是工作時安詳地死在他所心愛的書桌上。不論學者是否都有這樣的想法，也不論有多少學者真正獲得這樣"幸福的死亡方式"，經驗告訴我們：任何一位真正勤奮的歷史學家，除卻生前發表的著述外，往往都會有一定數量的遺稿存留；而且，往往其生前所發表的作品數量越大，其所可能存留的遺稿數量也越多。這裡面，有的可能是已經完成、擬發表而未及發表的著作或論文，有的可能是尚待殺青的著作文稿，有的可能是生前根本未想發表的日記、書信，有的可能是平日閱讀過程中的專題材料匯輯或隨手劄記，有的可能是專業學術以外的詩詞歌賦、題跋聯對，……林林總總，不勝枚舉。在歷史學家去世後，這些性質不太確定的著述遺稿可能面臨的"下場"大約有上、中、下三等：其一，家屬（或者門生）甚為珍視先人手澤，善加保存，加以整理和研究，公諸學界。這一種下場最為理想，是為上等。其二，家屬視這些著述遺稿為"奇貨可居"，貪圖眼前利益，賣給書肆或者文物商店，成為收藏市場上的新品，在無數藏家間轉手升值。雖然這些著述遺稿在藏家手中往往也會得到"妥善"保存--因為它們是道地具有升值空間的商品，但一方面，這些著述遺稿的完整性很難得以保全，流失和散佚仍在所難免；另一方面，因為藏家多有"私得之癖"，藏諸高閣，深閉固拒，學者若想做進一步的研究和利用，則往往難於蜀道。因此，這一種下場勉強可視作中等。其三，家屬對於先人的遺稿留存，或置若罔聞，聽任其流失散佚，或棄若敝屣，連同一些破銅爛鐵賣給"破爛王"。這種下場最為悲慘，也最令學人感到齒冷，是為下等。

對於歷史學家的著述遺稿來說，上述三種"下場"的分析雖然是構想出來的，但是現實中自也不乏其例。上等者，如陳垣、顧頡剛、鄭天挺、朱希祖幾位先生的後人對其先輩文稿的搜集、整理、刊佈，可謂不遺餘力，效果也十分顯著。特別是朱希祖先生的幾位後人，為搜集其祖父散落遺稿的事蹟十分令人感動。① 相反的例子，如北大經濟學院某位老教授，生前做過胡適校長的秘書，經歷諸多歷史事件，曾保有幾十年完整詳細的日記，誠為難得史料。但在其仙逝後，家屬竟無視這些遺稿的寶貴價值，一併當作廢品處理掉，最終分批流散到舊書市場上，十分令人惋惜。當然，我們不能苛求所有歷史學家的後人都能像陳、顧、鄭、朱幾位先生的後人那樣，都能認識到先輩手澤的寶貴價值，並做出那樣顯著的工作，也不能苛求所有歷史學家的後人都能具有搜集、整理、研究其先輩遺稿的能力和條件。

孟子曾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② 著名學者的家傳之學（所謂"詩書傳家"）也一樣，別說"五世而斬"，要維持到"三世"都很難。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源自家庭自身的原因，不同世代的家庭成員未必都有同樣的學術研究興趣和大致相同的專業取向，以及遺傳或薰陶出相應的學術能力；另一方面，更主要地受到社會變遷大勢的影響，每一代人往往都有屬於自己時代的選擇，不同代際之間認識不同、機遇不同，職業選擇也就很可能存在差異。近代以來隨著傳統較為保守的科層社會逐漸瓦解，社會和學術轉型與時俱進，人們的職業選擇機會也更趨多元。尤其自清末以降，數次有意識大規模摧殘傳統文化之舉，兼以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基本斬斷了學者家傳之學的承繼發揚之路。著名歷史學家孟森先生的後人幾十年來基本就受到上述諸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以致孟森先生的著述遺稿長期"藏在深閨人不識"，有幾次也險些被當作廢紙賣掉；而這些遺稿一經發露，竟如孟慶瑞先生自述那樣--"看著那些密密麻麻的蠅頭小楷，簡直就像在看天書"，"無法真正瞭解這些文稿的學術價值"。豈不令人感慨？！

前面說過，歷史學家的著述遺稿屬於性質不太確定的財產。原因在於：（1）我們必須承認這些著述遺稿首先是一種家庭私產，不管其價值如何，完全可以而且應該為家屬所繼承。（2）這些著述遺稿往往具有學術研究和文獻價值，或者文物價值，也是一種學術資源，若經整理刊佈，完全可以化身為社會公享財產，為學界和社會所用，在更廣闊的時空範圍內發揮其更為巨大的功用。在這個"化私為公"的過程中，身為歷史學家的家屬後人可能損失相當的金錢收益，但是換來的卻是更為深遠的學術和社會公益。用孟慶瑞先生的話說：他們作為孟森先生的後人，態度很明確，絕不會拿自己祖宗的東西換錢花；他們所追求的並非是祖父遺稿的"價格"，而是其"價值"，希望公諸學界，供大家研究使用--也就是一種"化私為公"的選擇。由此不難發現，與陳、顧、鄭、朱幾位先生的後人相比，孟森先生的家屬對於先輩遺澤的珍視，亦未遑多讓。儘管孟慶瑞先生這一輩沒有繼承孟森先生的歷史學專業研究--也就是"家學"，但他們卻很好地保留了孟森先生淳樸的"家風"，具有極強的社會公益心，希望家藏之祖父遺稿能夠化身千百，成為學界共同財富，實現其更大的社會價值。因此，在《孟森遺稿彙刊》即將出版之際，我們應該特別感謝孟森先生家屬對於這批遺稿的保存之功，以及不計名利、奉獻學界的公德心。

如今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便是歷史學家孟森先生著述遺稿中的相當一部分。這批資料的保存和發現過程極盡曲折之能事，歷盡無數劫波，卻似有神靈佑護，使之得以保存。③ 面對這批遺稿，我們感覺有如下三方面的"不容易"。

首先是保存下來不容易。1938年1月14日，孟森先生在淪陷的北平齎志以歿。窺其遺詩，有云："卅年襞積前朝史，天假成書意尚殷。"由此可知，孟森先生仙逝前，尚有宏大的學術計畫沒有完成--其中就包括《明元清系通紀》餘下的部分。《明元清系通紀》一書長久享譽學林，顧頡剛先生推崇其為近代中國史學界"當表章"的三種著作之一，是孟森先生當年為梳理清朝先世歷史，搜羅中外史籍中相關資料，經過詳細考證，編年排比而成，因以明代之紀元敘清代之世系，故得此名。然其生前所刊佈者，前編一卷，正編十五卷，所敘僅至明嘉靖三年（1524），已蔚為巨制。以時間度之，距離明朝覆亡，尚有百餘年歷史，果真天假其年，該書之規模當更壯觀。進而推想，為撰著該書，孟森先生當年所閱讀積累之資料，則更不知凡幾！這次孟森先生著述遺稿的發現，無疑證實了前面的推測。不僅如此，目前所存留著述遺稿的數量、種類、內容，大有令研究者出乎意料、喜出望外者，此事容後再述。

孟森先生去世後，關於其遺稿的保存整理，頗引時人關注。如鄭天挺先生于1939年記云："先生既歸道山，兩公子均在南，常州同鄉諸公為經紀其喪，並囑先生弟子四人點查遺稿，封存之，扃貯北平先生故居。"④ 及至抗戰勝利，1948年，孟森先生的高足吳相湘先生到達北平，"鄭天挺師提議，經孟太太同意：由相湘整理先師遺著，以便匯印成冊"。⑤ 然因時事播遷，吳相湘先生作為有限，除從遺稿中發現《海甯陳家》文稿，將之列入《國立北京大學五十周年論文集甲集》，加以影印發表，另在《海甯陳家》與《香妃考實》（此前已有抽印本）基礎上撰寫若干證補文字外，餘無可述者。而當初點查封存遺稿的"弟子四人"中，商鴻逵和單士元兩位先生算是有較多機會接觸遺稿之人。目前所知，商先生對於遺稿所做工作主要有兩件：（1）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整理發表兩篇遺文《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禮》和《關於劉愛塔事蹟的研究》⑥ ；（2）利用遺稿，續輯《明元清系通紀》，據言已經完成，並製成曬藍本，交付出版，但因故中輟，後竟連原稿亦不知去向。另據單士元先生之女單嘉筠所述，昔年曾有孟森先生"多年來史學日記"若干冊（"藍色厚紙封面"，"摞起來近兩尺高"）常置於單先生案頭，後經文革喪亂，"或燒或扔，已不知其下落了"。⑦ 再據筆者所知，孟森先生故後，亦曾有少量遺稿在上海淪陷區某刊物上發表，然其整理發表之背景、經過尚待考證，暫不贅述。除上述幾條線索外，孟森先生著述遺稿的下落則長期不為人們所知--實際上，仍主要保存在家屬手中。據孟慶瑞先生講述，這批遺稿自1950年代從孟氏老宅轉移過來後，歷經數次運動（包括文革抄家），劫後獨存；也曾險些被處理掉，但終得化險為夷；其間雖然也有不少損失，究屬不幸中之萬幸。若自孟森先生1938年去世算起，迄至今日，這批遺稿已歷七十五個春秋，因此說，它們能夠被保存下來，實屬不易。

其次，無償捐獻很不容易。當然，這裡所謂的"不容易"，並不是指孟森先生家屬做出無償捐獻的決定有多麼艱難；恰恰相反，長期保存這批遺稿的孟鞠如先生（孟森先生次子）的七位子女，均能深明大義，經過幾次溝通，對於將這批遺稿無償捐獻給北大、公諸學界的決定，很快達成一致，認為"物得其所"，並且能夠"物盡其用"。與孟森先生家屬的高風亮節、不計名利相比，有一些著名學者的後人，面對先人留下來的手澤，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可能就不一樣了，高價待沽、貪圖變現者自不乏人，無所用心、浪擲耗費者也所在多有。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孟森先生家屬的無償捐獻之舉亦屬不易。

再次，整理研究不容易。2010年4月，在這批遺稿正式入藏北大後，筆者曾和潘酉堂教授對其進行初步梳理，編制出一份《陽湖孟心史著述遺稿捐贈目錄》。據當時所擬目錄，其中包括：著作類二十種，講義類六種，論文類廿六種，日記詩文六種，批註、批校、題跋之書十二種，史料雜鈔十九種，其他類三十二種，總共不下百五十種。其中多屬未刊之稿，少數是已刊之作，既有孟森先生早年游幕廣西時的日記和讀書筆記，也有其臨去世前所寫的憂時感懷詩文；既有若干已完成而未刊的著作、論文，也有其平日閱讀積累的大量劄記資料；既有數種昔日北大授課的明清史講義，也有其為撰寫《明元清系通紀》而精心鈔錄的《朝鮮實錄鈔》二十巨冊（殘剩之數）；除此以外，還有不少是孟森先生生前使用過的書籍文獻，內中含有大量批校、題跋文字。總之，這批遺稿的數量、種類和內容相當壯觀。面對如此"壯觀"的遺稿，整理和研究工作十分具有挑戰性。一則這批遺稿中雖然有些文稿的性質較易判定--或著作，或論文，但有些文稿的性質則可能存在爭議。例如：孟森先生在讀書劄記中，不僅有文字摘錄，往往又附以己見；許多校正之書，既可以視作閱讀隨錄，又可以看成是獨立作品。如此之類，給整理分類工作帶來難度。二則遺稿中孟森先生手書雖然較為工整，但往往蠅頭小字，密密麻麻，對於平日看慣印刷文字、不習書法者來說，欲順暢研讀這些遺稿，不能說沒有難度。三則這批遺稿不僅種類豐富、內容龐雜，而且時間跨度大，形成于孟森先生不同的年齡段。尤其在其中部分遺稿產生時，孟森先生同時還在積極從事其他政治和社會活動。（如《輪回集證》一書，便產生于1917年孟森先生北上參加國會時期。）因此，欲對這些遺稿進行透徹研究，必須對孟森先生的生平活動有更為宏觀、更為全面的把握，難度著實不小。有此三難，所以說，這批遺稿的整理研究並不容易。

按照捐贈協議，在舉行遺稿展覽後⑧ ，相應的整理研究工作次第進行。為使學界早日得見遺稿真貌，以便更多研究力量可以參與進來，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基地和家屬商定，從遺稿中先選取部分內容，予以影印出版，並由筆者董理其事。然在整理過程中，既有如上三難，進度則頗受影響。首先，究竟以何種標準選擇影印出版的內容？從一般意義上說，這批有幸保存下來的遺稿，不論是作為一個整體，還是每一部分，皆具有相當的學術研究價值和歷史文獻價值。其中大量未刊的著作、論文，以及日記、詩文等，其價值自不必說，即便那些孟森先生已經發表的文章或著作底稿，片紙隻字，也都十分珍貴。特別突出者，如孟森先生在北大任教期間所編的《明史講義》，就有前後兩個版本；《清史講義》有完整的兩冊（分為甲上和甲下），《滿洲開國史講義》則有校樣五冊，以及若干批校散頁。再如孟森先生為編撰《明元清系通紀》而精心鈔錄的《朝鮮實錄鈔》現存二十巨冊，多半是手錄而成，有的甚至已經製成曬藍本，等待編入通紀之用。想必這些資料對於研究明清史學以及孟森先生的學者來說，皆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面對如許眾多的遺稿資料，未必所有內容都適合影印（如《朝鮮實錄鈔》曬藍本處理起來就很有難度），也不是所有內容都需要影印（如《明元清系通紀》《心史叢刊》等已刊之作），因而，必然要有所取捨，有些內容只能暫時割愛。經過研究，決定選擇的標準如下：（1）絕大多數為未刊之作，不論是著作、論文，還是讀書劄記、史料雜鈔，全部是孟森先生的親筆手書；（2）已刊之文，僅選取有代表性者若干，如《文館詞林校記》、《傳鈔本黃景昉國史唯疑跋》等，亦皆出自孟森先生親筆。按此標準，最後共選出七十八種遺稿，交付影印。

在影印之稿選出後，如何歸類排序，則又成一新問題。以時間為序，自然是要優先遵循的；但在選取遺稿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原先編制的"捐贈目錄"在部分遺稿的定名和分類上存在不少問題--這與當時為期較促、認識不足很有關係。面對新發現的問題，當然不能聽任留之，徒貽他笑，必須想辦法解決；但若想獲得一個妥帖的解決方案，則非對這批遺稿加深瞭解，再結合其他史料加以參證分析不可。經過一段耗時甚長的查閱資料，筆者在原來"捐贈目錄"基礎上作了不少改動，重新厘正了目錄類別，以及若干遺稿的名稱、類別和順序。即如原屬"史料雜鈔"類的《諸史雜校》，現歸入"著作"類，並改題《讀通鑒校記》。又如原屬"史料雜鈔"類的《兀良哈史料摘鈔》，今正名為《兀良哈》，並將此類別改題為"史料輯鈔"。再如，遺稿中有五冊佚名劄記稿冊，原以每冊為首篇名擬題，整理中甚覺難以概括全書內容，今則棄之不用，改題"佚名劄記冊"，並大致以時間為序加以編排。凡此種種，毋庸贅舉，只求盡自己最大努力，爭取為讀者提供一個較為科學的編目方案，但絕不敢言完善。因為正如前面所言，有些遺稿的形式和性質並不單一，有的介於著作和讀書筆記之間，有的介於學術和非學術之間，"橫看成嶺側成峰"，很難一錘定音。但影印出版的計畫不便久拖，限於時間，也只能勉強交卷。對於其中不足之處，懇祈方家批評指正。

下面，謹將本次影印遺稿的內容分佈簡單加以說明。按照前列編選標準，本次影印之遺稿，共分"著作論文"、"日記詩文"、"史料輯鈔"和"劄記殘稿"四個大類。

（一）"著作論文"類下，包含著作十種、論文九篇。著作之中，除《讀通鑒校記》、《漢書人名索引》、《清史人名索引》三種書題屬於整理者試擬外，其餘七種皆為孟森先生原擬。《禾摭·龍摭》形成時間最早（約在二十世紀初期），屬於孟森先生自江蘇赴廣西鄭孝胥幕府前後的讀書筆記，彌足珍貴。《漢書人名索引》或為專書，亦或為長篇論文底稿⑨ ，因其卷冊相對獨立，乃歸於本類之下。《清史人名索引》（現僅存甲冊）與《朝鮮檢查日曆》屬於孟森先生當年為研究明清史學問題而手訂之專書，展卷查看，使用痕跡十分明顯，頗可想見當年孟森先生勤學之狀。雖然其中墨筆、鉛筆雜用，影印效果有欠理想，但因其意義非凡，仍予收錄。論文之中，《紀事詩話》較為特別，篇首小引有云："因成紀事詩話若干則，此事未有窮期，……由此引其緒焉，陸續搜采，他日或竟成大觀，未可知也"。由此觀之，孟森先生不無他日彙集成書之意，然現存文稿僅二葉，餘無所見，姑且歸入論文一類。此外，《文館詞林校記》、《傳鈔本黃景昉國史唯疑跋》皆屬已刊之論文底稿，但底稿與發表稿件之間容或大同小異，亦具有相當參考價值，今則一併收錄。其餘六篇文稿，皆屬已經寫就、未見刊本之底稿，略可彌補此前孟森史學論文之亡佚。

（二）"日記詩文"類下，共含遺稿八種。其中，《粵行隨筆》為孟森先生1905年入廣西龍州兵備道鄭孝胥幕府時的日記，詳細記錄了此行的見聞行止，對於研究晚清地方社會（尤其廣西邊情）極具史料價值。兩份成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日記殘稿》，以及《大連星浦看花等詩》、《放庵老人七秩華誕賀詩》等詩文，雖屬殘稿片紙，卻為瞭解民國以降孟森先生的活動事蹟提供重要依據。《武陽會館碑記題詞》（1935年）寥寥十數行文字，不僅將孟森先生對於故鄉的幽思表達得淋漓盡致，透過題詞"小注"所記同鄉瞿秋白被處死一事，我們更可看出孟森先生對於時局的密切關注。作於1937年10月12日（丁丑重九）的《詩稿殘葉》一紙，則表達了孟森先生在"兵火危城"之中對於國運的憂思、對於疾病生死的從容面對，以及對於故友梁任公的懷念之情。另外，孟森先生手擬《明清史試題》，當作于1930年代主講北大歷史系明清史講壇之後。嚴格來講，此件並非詩文之作，但因其具有相當史料價值，亦將之附錄於後。

（三）"史料輯鈔"類，共收遺稿十七種。原題"史料雜鈔"，今則改為此名，專收遺稿中與明清史研究相關的冊籍。大致有如下三種情形：其一，有的屬於孟森先生為研究某一問題專鈔一書，以為參考之用。如《明史稿內史例議》，封面題云："掃葉山房光緒元年春月補修本有此冊，從前刻本有未收入者，特鈔出便閱"。又如孟森先生在撰寫《上虞羅氏所刻山中聞見錄題跋》前，不僅將《山中聞見錄》的足本校閱一過，更從中鈔出若干文字，今存《山中聞見錄一》一冊，即屬原始鈔件。其二，有的屬於孟森先生為研究某一專題，從一部或多部史料中鈔輯相關文字，匯輯成冊。前者如《兀良哈》二冊、《女真》六冊，皆從《明實錄》中鈔輯而成；後者如《清太后下嫁攝政王辨正·清世宗奪嫡案論證》、《劉毓楠咸豐庚申秋狩日記·撫遠大將軍奏疏考證》、《清皇室之文字獄》、《鐵嶺李氏》、《清賦稅能矯明弊之旁證》、《明代足證建州文字》等，皆為研究某一專題或撰寫某一專文，特別立為一冊。其三，《雜錄明清間事》、《明清史料匯鈔》（擬）、《明清易代之際史事考》（擬）等看似無心之作，實則與明清史研究均極為相關。此外，尚有若干史料鈔輯的散件，一時之間無法歸類，謹匯於一處，擬題曰《明清史料拾零》。

（四）"劄記殘稿"類，收錄十種遺稿。其中《記事珠壹》原歸類於"史料雜鈔"。據筆者推測，該冊遺稿可能是現存遺稿中形成時間最早者。儘管該冊內容雖屬從已刊之書中鈔輯而成⑩ ，但後來考慮到，一則與明清史研究關聯性不強，二則鈔輯內容不算完整，因而改入"劄記殘稿"類。相較而言，《易林分類附聯話及易林集聯》、《易義便覽》、《外族侵略中國史（附李賀歌詩集校記）》、《校正淮南集證》四冊，從其題名、架構來看，更像是著述；但皆有頭沒尾，遠非完成之稿，再因其內容與明清史研究關聯性也較弱，因而一併歸入本類之中。此外，《佚名劄記冊》五冊，各冊有薄有厚，形制並不劃一，有的明顯是鈔錄而來，有的則屬自擬創作，文字有長有短，內容雜燴，頗見趣味，儘可視為"筆記"之作。統上幾種，大致按時間為序排列，總名為"劄記殘稿"。

以上便是本次遺稿影印的基本內容。然則關於這批史料的學術價值，仍有必要再贅言一二。首先，這批遺稿極大彌補了以往關於孟森先生學術和生平資料的不足。即如孟森先生早年日記《粵行隨筆》的發現，為揭開孟森先生清末預備立憲以前的思想狀況、行誼交遊提供了直接史料依據。而且，根據其中所記，關於孟森先生的出生日期、留日時間等幾個此前歧見迭出的問題，皆可迎刃而解。另外，以往關於孟森先生有一頗為流行的說法，言其進入民國之後，便無心政治，乃專注于明清史學研究。對於此說，若干年前，筆者曾在《師之大者：史學家孟森的生平和著述》一文以及為《孟森政論文集刊》、《孟森政法著譯輯刊》⑾ 所撰前言中有所駁斥。如今根據現存遺稿，更可見其謬誤。例如，《紀事詩話》篇首引言末云："時民國二年癸丑十一月，為退閑玩物之始云"。揆諸當時史事，民國二年（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正式就任大總統；然僅僅三個月後（1914年1月10日），因為黨爭劇烈，袁世凱便有解散國會之舉。孟森先生當時身為眾議院議員，政治上何去何從，無疑是個大問題，所謂"退閑玩物"，意味深長，絕非空泛之語。無獨有偶，遺稿《輪回集證》封面題云"丁巳春在京師記起"，"丁巳春"即1917年春。查閱民國舊報，可知當年春間黎元洪因與段祺瑞相互傾軋，遂將國會解散，孟森等國會議員只得南下；隨後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則又漸漸與護法軍政府發生聯繫；而在北伐戰火延展至江浙一帶時，更投身于保境安民的活動當中。由此可見，進入民國，不斷處於政治旋渦中的孟森先生，投身國家政治的熱情並沒有熄滅；相反，他往往應時而動，積極參與，尤顯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濟世情懷。所謂孟森先生進入民國便無心政治的謬說，可以休矣。

另從這批遺稿來看，孟森先生始終保持書生本色，在參與國家政治社會運動之時，仍日積月累，不廢所學。即便入院治療，亦往往隨攜書籍，勤讀不倦。⑿ 而且因為其參加社會活動較多，兼有政法學術背景，視野相當開闊，對於諸多歷史和社會問題具有高度敏感。即如現存《外族侵略中國史》遺稿，當屬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所作，雖然"有頭無尾"，但揣其"緒言"，思路清楚，條分縷析，已見其成熟架構；不僅如此，孟先生為撰該"緒言"，曾兩易其稿，頗顯鄭重之意。再如《武陽會館碑記卷首題詞》，在1935年6月18日題詩之後，孟森先生謹注："瞿氏秋白新有見法之信，劉氏亦衰，陽湖不存，館名早改，唯陽湖有派，尚留文字為紀念。龔定庵所謂'常州星象聚文昌'，今猶為館門聯句。"其後，更追記云："題此之日，正瞿秋白見法之日，見七月五日《大公報·汀州通信》，記瞿氏臨命時行動及詩詞句頗詳，並有照像。然則題記時尚系傳聞，不料終成事實也。"我們知道，此時孟森先生正執掌北大明清史學講壇，為撰寫前朝歷史，終日汲汲，意氣殷殷；然則，玩味上述兩段文字，其對於鄉邦文脈流傳、人物命運的傾情關注，活脫脫躍然紙上。

其次，這些遺稿顯示出孟森先生具有無比深厚的學術積累，而且涉獵相當廣泛。一方面，孟森先生明清史學研究的卓越成就早為士林所知，已刊著作如《明史講義》、《清史講義》、《明元清系通紀》、《心史叢刊》等，更為其贏得世界性聲譽。但是，孟森先生生前為從事明清史學研究而做的史料匯輯，以往卻難得一見。如今，在遺稿中不僅有久負盛名的《朝鮮實錄鈔》（現存二十巨冊），更有從《明實錄》中爬梳出的《兀良哈》、《女真》專題史料共八冊；不僅如此，還有《兩朝從信錄遼事鈔》、《清代禁書匯錄》、《山中聞見錄》、《明史稿內史例議》、《明清易代之際史事考》（擬）等專題史料的大量存留。這些資料，不僅為我們揭示了孟森先生明清史學積累的冰山一角，更為我們展示了孟森先生所為明清史研究的宏大氣象。尤須特別提及的是，《清史人名索引》和《朝鮮檢查日曆》兩書，我們雖然將之歸入孟森先生的著作類，但究其根本，兩書實為孟森先生當年為研究明清史而手自編訂的工具書。--這樣一種做法，往往耗時費力，非對學術研究有深沉追求和強烈熱愛者，絕難做得出來。

另一方面，遑論孟森先生在政治、法律、經濟等社科方面的成就，透過這些遺稿，我們明顯感覺，其雖以"明清史學大家"名世，但在文史方面的學術積累絕不僅限於明清史學。即如《禾摭·龍摭》四冊，前兩冊為閱讀《古今圖書集成》隨手摘錄、點評而成之劄記，從第三冊後半開始，因為孟森先生行抵廣西龍州，轉而開始閱讀《柳柳州集》，則又成劄記若干。再如《讀諸子雜記》、《讀通鑒校記》、《廣韻校記》、《讀夷堅志記》等書，所涉主題皆超出明清兩代；《佚名劄記冊》五種，內容蕪雜，或為隨手記錄，或為專項彙集，往往又參以己見，所涉方面更遠非明清史學所能賅括。因此，我們說，孟森先生生平志業、學術旨趣，宏闊深遠，邃密群科，大有超出今人意料之概。

不僅如此，我們還應意識到，孟森先生在從事上述學術積累和創作之前--以及同時，多半還在積極參與其他政治和社會運動，或者以極大的興趣關注社會時局的變化，或在諸多報刊媒體上激揚文字，發抒議論。由此可知，孟森先生是一個學術興趣極為廣泛之人，不僅在史學研究領域貢獻卓著，而且在政治、法律等其他學科領域也富有造詣。他也是一個精力極為充沛的人，不僅在學術研究領域具有突出成就，而且在政治事功方面也多有可圈可點之處。他不僅是一個具有經世濟民情懷的大學者，更是一個敢於實踐、勇於奉獻的人。他研究歷史，是一代學術大家；他不僅做好書齋裡的學問，更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去參與歷史、創造歷史。

最後，我們似乎可以結合孟森先生的經歷、成就，反思一下"學術大師"的真正含義。究竟什麼樣的學者可以或者應該被稱作學術大師呢？竊以為，我們從孟森先生身上至少可以概括出如下幾項突出的特點：其一、在本專業研究領域具有精深的學術造詣，公認的高水準的學術成就，開闢一代學術風範，為本學科良性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對若干重大學術問題提出經典性見解。其二，以專業的學術研究成就為基礎，影響漸及於本學科之外，澤被深遠，乃至被其他學科或領域同樣奉為經典。其三，學術研究志趣高尚，涉獵廣泛，心系國家民族，以追求真理為依歸，以學術報國為己任。其四，在從事學術研究之外，積極參與社會變革潮流，以國家富強民主、人民自由安康為目標，親身實踐，鞠躬盡瘁，同時不為流俗所汙，大義凜然，不屈不撓，始終保持知識份子獨立之品格。我們若以同時具備上述這四個方面作為"學術大師"的標準，想必當今幾乎沒有幾個學者能夠達致。個中緣由，是因為上述四個標準過於嚴苛，還是時下"學術大師"的標準太低、太濫？對此，筆者雖一時難以給出確切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孟森先生作為一代史學大家，其學術、精神不管在當時，還是在當世，皆是值得景仰學習的典範。相信各位讀者在閱讀孟森先生這些遺稿之後，一定會得出同樣的感受。

謹以此文紀念孟森先生誕生145周年、逝世75周年！

（按：《孟森遺稿匯刊》，精裝八冊，中華書局2014年4月版。執行編委：孫家紅。）

注：

①參見孟慶瑞先生所撰《走近孟森（心史）先生》一文。

②《孟子·離婁下》。

③詳細經過，參見書末附錄孟慶瑞先生《走近孟森（心史）先生》一文，以及拙撰《孟心史（森）先生遺稿發現記》，《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2期，中華書局，2011年。

③ 鄭天挺：《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紀念孟心史先生》，《治史雜誌》第二期，1939年6月。

⑤吳相湘：《三生有幸》，中華書局，2007年，第115頁。

⑥孟森：《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禮》，《中華文史論叢》總第十四輯，1980年5月；《關於劉愛塔事蹟的研究》，《清史論叢》第二輯，1980年8月。

⑦單嘉筠：《先父單士元從師孟森先生二三事》，載何齡修編：《孟心史學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第166頁。其中"史學日記"一說殊為含混，筆者推測或為孟森先生生前讀書筆記或史料叢鈔之類。

⑧ 2010年12月20-24日，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基地在北大圖書館公開舉辦了"以史為心--史學家孟森著述遺稿展"，受到學界關注。

⑨因孟森先生曾于《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7卷1期（1936年1月）上發表《漢書古今人表通檢》一文，與本冊內容殊有關聯，故有此言。另，先生又曾發表《清史傳目通檢》（《北平圖書館館刊》6卷2-3期，1932年4-6月）一文，與遺稿中《清史人名索引》關聯亦較大。

⑩ 清代毗陵張以謙曾撰有《記事珠》十卷（嘉慶二十一年刊本），揆其內容，本冊或為從中鈔出者。

⑾ 孫家紅：《孟森政論文集刊》，《孟森政法著譯輯刊》，中華書局，2007年。

⑿參見《日記殘稿一》，19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