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翻译并不需要讲究什么方法，只要中外文语言功底好，对有关的专业内容比较熟悉，翻译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得心应手。实践中，很多学术著作的翻译都是由各专业的非专业翻译人员兼职完成的，这些译者往往都有自己专攻的学术领域，翻译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偶一为之的副业，再加上目前的考核制度对译著并不怎么重视，所以很多学术著作的翻译都无法获得时间和精力方面的保证，更谈不上经验、技巧或方法的积累，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著作翻译数量虽多，但粗制滥造亦多的现象。

在过去几年当中，我曾断断续续地译过几本书（主要是英译中），因为不是外语专业出身，也属于上面提到的兼职翻译，所以只能在实践中一边翻译一边学习。这样几年下来，就有了一些教训和体会，正反两方面的都有。一个总体的感受是，语言功底和专业知识的确是做好学术著作翻译的前提和保障，否则投入再多的时间和精力，使用再好的技巧或方法，终究不过是舍本逐末，收效不大。但是，在语言功底和专业知识既定（当然，这二者一般情况下都是会不断提高的）的前提下，如果能稍微讲究点技巧或方法，对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提高翻译质量还是会有所帮助的。这里我想谈的就是我认为能够在翻译中减少不必要错误的三个方法。

翻译需要较长时间地沉浸在原著当中，一段时间下来译者就会进入到原著的表达方式、语言风格和思想内容，当其把原著转化成中文的时候，可能会不知不觉地犯下一些错误，此类错误在旁观者看来固然是一望便知的，但译者本人却因身在其中而习焉不察。比如，广受诟病的欧式语言，冗长、拗口，读起来别别扭扭，但译者因阅读、使用此类句型时间久了，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再比如，对于一段话，译者自己心里明白原著想说的是什么，也认为已经准确地用母语把原著的意思表达了出来，但读者却会一眼就发现译文中的歧义，有时候甚至还会不知译文之所云，如坠云里雾里；等等。

对于减少此类不必要的错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是，在翻译完成后把稿子搁置一段时间再校对。译完一本书，不要马上就校对或交付出版，而是把稿子放置两三个月或一年半载的，其间可以随便看看有关的书籍或者干脆就做其他的事情。这样的好处有：一是能使译者从原著的氛围中跳出来，清醒一下头脑，过段时间再读译文的时候，对其中不通顺的地方、上下文逻辑的冲突、严重西化的句式、生搬硬造的词语等等，都会更加敏感，容易发现原来看不出来的问题；二是在将译文搁置的这段时间内，译者能通过阅读相关书籍或从事其他工作来拓宽思路，开阔视野，原来苦思不得的难点，很可能会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最后得到较好的解决。

在《法律与宗教》"增订版译者前言"中，梁治平先生曾提到他本人的翻译经历："现在对照原文仔细再读十六年前的译文，不禁为其中的错误汗颜。于是据英文原书逐字逐句校改，结果几乎将原稿重译。现在的译稿虽不敢保证无一疵，总算差强人意。"《法律与宗教》这本书是号称"法宗教学之父"的伯尔曼的开拓性著作，里面有一些专业的抽象名词，又是国内第一本此类译著，有些术语并没有可供参考的现成译法，翻译起来难度很大。译完十六年之后又重译一遍，于梁先生固然并非有意为之，即便不放这么长时间也不见得就译得不如现在好；而且，期望或要求所有的译作都放置这什么长时间后再校对，也是不现实的。但他的这一经历与我的翻译体会却是不谋而合，因此把他的原话摘录在这里，自勉并与读者诸君共勉。

把整本的英文书籍翻译成中文，与阅读一本外文书有所不同，仅仅把握其大概齐的意思是不行的，因为每一个单词、每一个标点、每一个细节都要处理到位。再加上很多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写东西喜欢东拉西扯，明明一篇文章就能说清楚的事情，偏要好大喜功地写一本书，明明是一本法律书，又偏要以引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最新的研究成果为能为美，还时不时来点拉丁文、希腊文什么的，这就更增加了对译者知识背景的挑战。稍一疏忽，一个细节处理不好，都会造成很荒谬的错误，哪怕整本书翻译得还不算太差，依然会贻笑大方，留下长久的遗憾。所以说，翻译工作做久了，倒是很能提高人的忠恕之心，也比较能稍微根治一下文人相轻的毛病。

还是言归正传吧。译者固然可以暗自希望读者对译文中的错误睁只眼闭只眼，倒也不敢不竭尽全力地把工作做好。从个人的教训中，我发现还有一个较好的方法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那就是要学会合作，要能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用比较时髦的话说就是要发挥团队优势。我想很多"翻译委员会"、"编辑委员会"、编辑和校对人员的存在，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考虑吧。在翻译出版一本译著的过程中，若能吸收知识背景不同的人参与到其中，在语言、专业各方面实现优势互补，对于保证译著最后的质量应该是一个好办法。比如，在翻译完一本书之后，可以根据具体需要，专门找相关专业的人员有所侧重地阅读一遍，或者专门审查专业的术语，或者专找译文上下文逻辑不通顺的地方，或者专找不符合规范的标点或错字，或者专门对文字进行加工润色；再比如，也可以由对某类作品感兴趣的几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按选题、翻译、校译、校对、统稿等程序来分工合作，甚至定期讨论疑难句型和术语的译法；等等。在北京有一个叫"橡树文字工作室"的团队，专以翻译出版西方经典名著为己任，近几年已出译著数十种，俱为上乘之作，相较于当下人人率尔操觚、译著良莠不齐的现状，殊为难能可贵。据我的观察，除了学术和文字功底高、团队成员志同道合、有愿景、不急功近利之外，敢于合作、善于合作也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前在翻译领域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现象，就是数人合译一本书。在这个凡事讲究效率的时代，把一本书分成几部分，由几个人分头完成，的确是提高速度的好办法。但我想，从保证译著的质量来说这却很可能是翻译中的大忌。这种方法用于论文集的翻译或无可厚非，但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专著来说则大为不妥。采取"各人负责一块"的团队译法，各位译者对主题思想的把握，对原著行文风格的体会，对专有名词的译法等都会不太一样，甚至差别很大，到最后不仅会在译文中留下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对一些关键性的术语都会采取不同的译法，严重的还会破坏作品的整体性，把一本书搞得支离破碎。对于这种做法，如果说还有什么补救之道的话，就是找一位内行又负责的统稿人。

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好像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专业分工，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书籍与报刊、合同与法律文书等各种题材、各种文体的材料，似乎都是可以随机翻译的。但是，一位译者如果能专心志于一事，主要翻译一个领域、一种文体或一位作者的作品，对于减少译者的工作难度，提高译著的翻译质量都是有好处的。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今天译本这，明天译本那，涉及面过广，不能在知识和能力上有所积累，哪怕你智者千虑，也难免翻译中有失啊；长期翻译一个领域、一种文体或一位作者的作品，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背景知识，熟悉了相关专业的常用术语，掌握了作者的行文风格，最后自然会减少翻译难度，提高翻译质量。翻译界这方面值得学习的成功例子是很多的。

这一点我在自己的翻译工作中也稍有体会。2009年在美国埃默里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与约翰·维特教授商定由我负责翻译他的法宗教学方面的著作。维特教授是伯尔曼的得意门生，是当代美国法宗教学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重镇。我之前对法宗教学专业接触不多，自觉本身知识积累不够，再加上当时国内相关的译著仅有两三本，可供参考的同类中文著作基本没有，可以想见很多专业的、抽象的术语都还没有现成的译法，因此我对于能否做好这项工作是没有把握的。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最后决定从维特教授给的书单中选择块头较小的、我私底下认为学术价值不如其他几本大的《西方法律和宗教传统中的非婚生子女》试笔，心想如果力不能胜，祸害就祸害本没那么重要的书，也算是提前止损吧！这本书虽小，但译得有点吃力，事后也发现了一些不准确的地方，甚至是赤裸裸的误译，留下了遗憾，希望今后有机会订正。但是，接下来再译维特教授《法律与新教》、《从圣礼到契约》等著作，因为有了前期的积累，掌握了基督教各个阶段的一些主要作家和学术流派、神学常识、专有术语等等，理解了维特教授尊重传统、鉴古知今的学术倾向和一心要把法宗教学发扬光大的学术志向，熟悉了他夹叙夹议、喜用对偶和排比、行文讲究逻辑和气势的写作风格，虽然译文中的错误依然不可避免，但翻译起来工作难度确实是减少了，对翻译质量也更有信心了。

这方面我也有反面的教训。前些年研究消费者法和政府规制的时候，顺便翻译过桑斯坦教授的一本书，叫《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翻完这本书之后感觉对规制领域的专门术语和桑斯坦教授的写作风格都有点了解，本打算接着再译他的另一本书，好像是叫《成本收益国》的。但因学术兴趣转移，再加上杂务缠身，后来竟然不了了之了。没能利用翻译《重塑规制国》时积累的经验，心里一直觉得有点遗憾。其实，桑斯坦教授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很多书都有中文译本。可惜这些翻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译者很多，良莠不齐，其中固然有堪称精品的译作，但有些译本实在是让人读不懂啊！

上面提到的这些所谓的"方法"，是我这几年翻译工作的一点切身体会，一点管窥之见，既算不上什么独家之秘，也并非仅仅适用于翻译工作，谁不知道事情放一放可能会有转机、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门门通不如一门精这样的生活常识呢？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方法问题，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归根结底是有没有真把翻译当回事，当成一件值得严肃认真对待、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学术事业！在枯坐终日、搜肠刮肚之中，为调剂脑力翻读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忽然看到："与其提出一部不成熟、不顶好的著作，绝不如翻译一部西方名著之有贡献。……一般人看轻翻译工作的原因，是以为翻译易而著作难，其实好的著作固很难，好的翻译也决不容易"！这话不一定全对，但出自《治史三书》作者之口，对译者不能不是一种激励！

又读傅雷家书，见老先生提到自己的工作状况："一天八九小时，只能译一二千字；改的时候，这一二千字又要花一天时间，进步之慢有如蜗牛……""初译稿每天译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誊清后），一天也只能改三千余字，几等重译。""至于译文，改来改去，总觉得能力已经到了顶，多数不满意的地方明知还可修改，却都无法胜任，受了我个人文笔的限制。这四五年来愈来愈清楚的感觉到自己的limit〔局限〕，仿佛一道不可超越的鸿沟。"老先生的译作，我在大学时是读过很多的，他的译文神采飞扬，几近完美，非常人可比，也不是一般人就能轻易学得来的，但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着实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