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夏七月，高校放假，但围绕大学的争议却始终无休。上半月围绕厦大教授失德、校长特权、学术造假的争议尚未平息，下半月围绕北大“燕京学堂”项目、清华“非升即走”政策的辩论更是口水正酣；中间还穿插着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导致“师道沦丧”还是“被沦丧”的吐槽，华中农业大学91名学生一门课程因抄袭而得0分的轰动，以及无论“海龟”还是“土鳖”们所共同分享的“青椒”（大学青年教师）收入低、待遇差、婚恋家庭“压力山大”的无奈。从教育理念、学科设置、职称制度、科研经费到学生管理，我国大学治理或高教改革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方面都在引起公众的热议与反思。

当代大学治理的危机是全球性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外界刺激、内部纷争和管理层失误，无论是英国形成于中世纪的“大学自治、学者治校”传统，还是美国的董事会治理模式，都面临大学与学院利益冲突加剧、管理机构重叠、职权不明、效率低下的批评。而在欧陆，因为壁垒分明的教职等级、令人诟病的学校管理，德国的大学精英人才流失也成为问题。但改革却难乎其难。进入21世纪之后，无论是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2001年启动的改革，还是牛津大学校长约翰?胡德在2004年进行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当然，虽然改革失败，但不管是赞同者还是反对者，并没有人否认改革的必要。

由于背景不同，中国大学的问题与西方大学也不尽相同。西方著名大学多为私立，办学资金多元，大学不仅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也要对资金捐助者负责；而中国大学多为国立大学、财政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纳税人，大学在经费使用上当然主要对纳税人负责。这是考虑问题的前提之一。因此，大学在教职员工待遇上要受到国家人事政策的制约，而在包括科研经费在内的经费使用上，要和政府一样接受国家财政部门的管理和审计部门的审计。同样，大学里的每一位教职员工，也都要按照考核标准的要求，接受业绩考核。

在此前提之下，有些问题可能是结构性的，很难改变或者改变需要漫长时间。比如，在经济尚欠发达、国家尚不富裕的今天，虽然“青椒”的月收入仅相当于装饰市场熟练农民工的“一半”，脑体倒挂，应予提高，但其提升幅度与期待相比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不管是“青椒”、还是“学阀”，既然和政府官员一样花纳税人的钱，其经费使用就不可能不和政府一样接受管理和审计。学者没有理由一边批官员贪污腐败浪费纳税人钱财，一边却要求自己的经费“免检”。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大学办成政府。无论经费来源如何，现代大学都要承担知识创新和思想探索的使命，因此就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和科研规律。虽然大学要用好纳税人的钱就必须接受财政管理和审计，但经费的使用必须以科研为本，要向科研倾斜，同时便利科研人员对经费的合法使用；虽然“青椒”们短期内大幅提高待遇的理想可能难以实现，但事关科研人员待遇的“分配体制”却应该优化和改革，不能让一部分人赢家通吃，成为学霸学阀，而另一部分人沦为边缘群体、校园屌丝；虽然为了纳税人投入经费的使用更有效率和实效而必须实行业绩考核，但考核的标准却应该科学、合理和透明，既不能完全功利导向，沦为形式主义甚至逆向淘汰，也不能丧失现代大学鼓励学术自由探索的根本，而轻易砸知识分子铁饭碗（碗里肉多肉少当可调整）。同样，虽然现代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但也不能忘记培育人才、搭建梯队的责任，研究型大学也必须给擅长授课、愿为人梯的教师保留晋升的空间，最起码要留有一席之地。否则，一流的科研人才哪里来？都想做收割机，谁来种麦子？

但这些拷问的都是我国大学的治理机制，尤其是大学治理层自身的改革。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历经多次改革，也取得不菲成绩。但由于大学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人事管理也受制于所在地党委政府或教育部门，这些改革往往系于相关教育主政官员的意志；而在大学校园或者研究机构内，改革措施也往往都是来源于管理层或者某一两位领导的拍板、设计。虽然具体的改革结果或有得失，但广大师生员工却成了改革决策的局外人，尽管他们才是改革真正的“利益攸关方”。因此，每次改革几乎都伴随争议。用潘维教授评论北大“燕京学堂”项目的话说，群众丧失了主人翁的感觉，支持和理解就没有了。“官僚主义害死人”。因此，大学治理改革，首先要改革大学治理改革本身，尤其要改变那种排斥了大学师生广泛参与的改革，对不尊重师生员工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管理层进行改革。

最后，有必要提醒的一点是，英美大学治理改革失败的原因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改革过于强调管理层的行政主导，而违背了英美大学传统的学术主导与分权治理模式。因为去行政化、同样评议、学者治校，正是近代以来西方大学崛起的秘诀。

（作者为《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