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的文化生态，决定了法律评论大致瞄准两个方向：一是指出立法疏失，比如说刑法中缺少恐吓罪而多余聚众淫乱罪；二是褒贬司法运作，比如说原本是奸淫幼女的却被认定为嫖宿幼女。这些评论由全社会共同参与，无论对错，都是对法治的关注与检视，最终服务于法治理性的培养和法治效能的提升。

而令人遗憾的是，法律共同体内部却越来越缺乏批评的能力，大家安常处顺，一切陈陈相因。翻看任何一本法学期刊，在在处处，千篇一律，皆持平之论，绝少鞭辟入里的批评，“尝鼎一脔，他可知矣”。赫胥黎曾言：“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专制和蛊惑无论如何都不是政府的必然选择，自由和秩序也决非不可融会，敬畏应当服从知识，自由讨论是真理和国家真正统一的生命。”

《中国法律评论》这回没让我们失望，它大含细入，兼收并蓄，善于吸取大腕能量，又注意培植青年才俊。尤为可贵者，它开辟了“批评”栏目，发凡起例，以一篇《为什么偶像走向黄昏？——朱苏力、冯象、黄宗智法学析论》，让某些在法学界高视阔步的人当场出彩，并最终找到了推进法治的另一种方式：直截了当地反击那些唱法治反调的人。

这些人以苏力为代表，他们在法律界登堂入室，却为人治高唱入云。令人瞠乎其后的，还不是他们消解法治观点的“说法”，而是他们的不诚恳，在一番“认真对待人治”的刺刺不休之后，普遍的句式却是“我并不是说我不赞成法治”。苏力将“法治优于人治”指斥为“甚至比文革时期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论证方式都不如”，之后又虚与委蛇地声称自己“并不是要为人治张目”。

可是，在《为什么偶像走向黄昏》一文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早年的延安黄碟案，电影《色·戒》删节事件，还是审判委员会制度问题，苏力都“对阻碍法治的语境表示充分理解，而不是对法治推动力的语境进行充分理解”。所以，在苏力这位法学教授那里，没有法，只有说法。

薄王风光之际，虎视眈眈，其欲逐逐，而“偶像”们却无不以“人民公敌论”批评法律人“站到多数老百姓对立面”上，直接以人民代言人高自标置，间接支持着薄王对法律人的打压。他们似乎突然不理解法律人为什么替坏人说话，全然忘记了在法院确定有罪之前，一个人是无罪的。薄王事件后来的炸耳惊雷，让苏力们大有羝羊触藩之感。而作为“语境法学家”，苏力床头金尽，他的“本土资源”正在发生变化：虽然步履艰难，但是，中国大陆已经义无反顾地“走在法治的大道上”（肖扬大法官《中国法律评论》创刊词）。

套用苏力的句式，“我并不是说”苏力们有什么险恶用心，也许他们真的是希望通过另类的思考来扫视我们的法治死角，从而丰富我们的制度实践。我们不能重回文革期间一元化观念的老路，不能压制哪怕是怪诞的怀疑精神与乖张的批判态度，否则我们就自我解除了保卫学术生命的武器。不过，真诚的批评意味着，我们不能总是佛眼相看，你好我好，逢人说项。苏力们的观点之所以不可取，恰恰在于语境上出了问题。在一个未经法治深度熏陶的国度，以后现代的姿态批评法治、善待人治，无异于引足救经，从井救人。

批评就是批评，既察察明切，又温温和畅，是不容易做到的。指名道姓的直白式批判，赢来的多半只是“人们的异样眼光或者被批判者长时间的沉默无言，足以制造一个抽象肯定赞赏批判，具体否定贬低批判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强大气场”。基于这一洞察，波普尔告诫说：“理性批判并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相信某一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我们必须尊重个人以及由个人所创造的观念，即使这些观念错了。”而我在本文中对苏力等人的批评，或许也逃不出夫子自道的可笑。因此，与花间喝道、唐突西施相比，我更喜欢酒酣耳热之际“沸腾于餐桌上的批评”。

文章登载于《法治周末》4月10日第24版，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