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西安两所私立幼儿园儿童却在无病时被服用处方药“病毒灵”，部分孩子疑似出现不良反应。虽然事件曝光后，当地政府迅速回应，采取处置措施，刑拘责任者，并向社会道歉；但家长愤怒痛心，舆论群情激奋，甚至千年古都西安也因此蒙羞。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此次事件中，两个幼儿园、长时期、大面积违法为幼儿喂药，绝非园长或保健医一两人所能为，而一定是全园教职工的“通力合作”。难道他们之中就没有一个人意识到错误或者不当？根据已经掌握的情况，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幼儿园喂药的可能动机是保证出勤率，而出勤率关系到托费与生活费，这些费用又关系到幼儿园的利润与职工的待遇，于是，利益蒙蔽了良知，麻痹了本应关爱孩子的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幼儿园所有知情的教职工都是应被指责的同谋。

但更严重的是，问题还不止此，为什么这样大面积明显违法的行为却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始终未能得到纠正？很显然，当地教育部门必定存在着监管的缺位或虚置。比如，虽然公立幼儿园也总是遭到各种诟病，但迄今为止还未曝光过类似事件。原因就在于公立幼儿园有资金、政策的支持，教职员工有更严格的资质要求，整体上也受到更多的监管。而私立幼儿园则不同。尽管法律将其定位为非营利单位，但实际上它们中绝大多数都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不盈利就无法生存。为了利润，以更高的费用招生，以更低的薪水招聘不符资质的教员，提供更低成本的餐食，便是其常用的招数。西安两所幼儿园为幼儿擅自喂服处方药以保证不退托费和生活费，稳定收入来源，不过是其中比较极端的表现。正是由此，对私立幼儿园本应给予更严格的监管才是，但当地的教育部门显然未能做到。

而且，这次曝光的西安幼儿园虽然极端，但我们并不能保证它就是特例。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我国失序的幼儿学前教育市场的冰山一角。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城市打拼，他们的子女，大多都是一些需要入托或者入学的儿童；加之适逢一些“吉祥年”，又有众多“猪宝宝”、“奥运宝宝”、“龙宝宝”降临。然而，无论是国家的人口计生部门，还是教育部门，对于这波“婴儿潮”都无充分的规划和准备。许多城市，不仅多年来很少新建幼儿园和小学，甚至就在前两年还在关并幼儿园和小学，导致政府对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尤其是尚未被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的学前教育，投入更是可怜。数据表明，2009年我国幼儿教育学前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小、中、大班）的毛入学率，分别仅为74%、65%和51%，即便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规划，到2015年也分别仅仅为85%、70%、60%，到2020年分别是95%、80%、70%。这其中还包括了私立学前教育。

政府投入不足而市场又需求强烈的幼教市场，就这样蓬勃兴起了，但同时又充满了不可避免的混乱。尤其是在一些城郊、农村地区，草台班子的私立幼儿园比比皆是，在申请时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许可，建立之后通过种种手段降低成本获取利润，有时候其中还不能排除腐败的嫌疑。校舍不合格、教工无资质，都是屡见不鲜的问题。于是，当幼儿成了摇钱树，当幼儿园成为产业链的一环，关爱儿童的意识自然无从谈起，“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也必定被弃之一旁，甚至连国家的法律与社会的道德都可以被践踏。利益蒙蔽了良知，必须会带来种种悖谬。

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国家的未来星。必须看到，每一个被伤害的孩子都是对人们心灵的刺痛，每一起伤害孩子的事件都是对良知底线的冲击。一系列悲怒交加的事件，使得在关系到孩子的问题上，人们的不安全感在不断增加，警惕的心弦绷得更紧，充满怀疑的目光更加焦虑，社会信的任感在不断消蚀。因此，政府必须果断行动起来，修改和完善儿童保护与学前教育相关立法，将学前教育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并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经费，鼓励但严格监管民间资本对幼教市场的进入，制定更严格的法规和标准，预防性保护儿童而非事后痛心或追悔。同时还要认识到，这些将不仅仅是儿童的福音，也是我们社会的自我救赎，以及对日渐稀薄的社会信任资源的恢复。因为，一个不关爱儿童的民族，肯定既不会有和谐稳定的现在，也不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