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讲，由于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贪污腐败和贫富分化，以及部分人经不起审视的致富过程，富人移民一直是近年来舆论界热炒的话题。每年都有报告渲染富人或中产阶级移民海外，并总能轻易占领媒体的重要版面。这恰与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并激起了一个看似深刻并且可能与不少人“心有灵犀”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却那么没有吸引力？

历史也许会给我们深刻启示。在安土重迁的中国传统意识中，离乡背井的“移民”的确并不是一个浪漫的选择。《诗经》中有“适彼乐土”的控诉，从历史上看，“移民”所激起的也总是与流浪或背叛有关的记忆。不管是箕子之于朝鲜、徐福之于日本，还是虬髯客出海的传奇，清晰的中国古代移民史已经极难考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繁荣与稳定总体上远胜同时期地球上任何地区的中国而言， “移民”都不可能是人们的常规选项；战争、流亡与牺牲，才是当时 “移民”的主题。宋亡、明末汉人的南洋流亡，传下的也主要是一些泣血的故事。但在那个时期的世界，却很难说中国更没有吸引力，或者中国的“体制”更有问题。

而近代中国移民海外血泪斑斑的历史，倒是更有说明力。鸦片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西方逐渐废除野蛮的奴隶贸易，而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使他们盯上了中国苦力；大批华工被诱骗拐卖出洋，当时称为“卖猪仔”或“猪仔贸易”。在华工帮他们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后，1880年开始，欧美及属地开始排华，华工多迁居东南亚。这是所谓近代第一波移民潮。第二波浪潮是一战结束后，国内军阀混战，国外南洋需要劳动力。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东南亚华人至少有700万。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改革开放我国才出现了第三波移民潮，刚开始主要是留学与技术移民。而投资移民不过最近十几年才开始兴起，并成为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人才和财富的收割机。

因此，如果说移民海外表明了中国没有吸引力的话，那么，这个吸引力早就随着清政府的丧权辱国，以及民国无力护佑国民而丧失殆尽了。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虽然大多数中国人都在为国家独立和富强而进行不屈的反抗与坚韧的斗争，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一定有不少人愿意移民海外。而且，当时的所谓移民主要是偷渡与流亡，饱受所在地的压迫、歧视甚至屠戮，可以说，充满了悲欢离合的心酸，血泪斑斑的控诉。

反倒是1949年之后，随着抗美援朝的胜利而赢得的国际尊重，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力提升，教育进步，人民富裕，一方面中国才具有了更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国人才有了真正合法移民（而非偷渡）的财力与学历资本。实际上，很多人移民海外了，但主要的经营活动仍然留在中国。一个简单的对比就能够说明很多。据BBC 2月12日报道，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都是吸引西方国家求职者的“磁石”。《人民日报》报道的最新数据表明，2012年，在中国大陆合法工作的外国人增至24万人。刚卸任的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团队也担心中国开始更具人才竞争力。中国也早已成为最吸引外资与游客的国家之一。而一百年前的1912年，当然也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但他们却主要是殖民者、侵略军与传教士。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中国，难道不是鸦片战争一个多世纪以来迄今为止最有吸引力的时候吗？

实际上，在加拿大中止其投资移民项目之时，一系列欧洲国家纷纷向中国富人示好；而数据显示，因为纳税问题，近年来也有不少富人纷纷放弃法国、美国的国籍。所以，所谓富人移民主要不过是“钱”的问题。那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热炒移民海外，形成一种“逃离中国”的古怪氛围呢？一些人痛心于国家人才与财富的流失；另一些人则归咎于中国不完善的私有财产保护、不如人意的环境、教育与医疗水平，也即大家心照不宣、能够解释所有麻烦的“万能”的“体制”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事情往往都呈现出斑驳的复杂景象而无法简单判断。毫无疑问，中国的“吸引力”和“体制”一定存在不少问题。但实际上，富人移民及其争议，凸显的却更是后发国家的发展之艰。比如，历史上，曾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在19世纪末的经济腾飞期，由于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环境污染、司法不公、种族歧视、政治操纵、犯罪高发、道德滑坡、黑社会横行、食品卫生危机，也曾被认为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有一半的欧洲新移民重新移回欧洲。而今天，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下，发展中国家不仅面临着环境、资源、金融、技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封锁与勒索，还面临着人才与财富流失甚至被合法劫掠的困境。更讽刺的是，被勒索与劫掠者还往往面临道德敲诈的困局：人才与财富的流失，被认为是因“体制”有问题而咎由自取！在国际，与中国崩溃论一样，它是发达国家凸显自身制度与文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抢夺人才、资源甚至发展空间的策略；在国内，它则不过是目的各异的人施压政府，争取对国家或对自己更有利“改革”的策略。

而我们要做的则是，既不为这种言论所迷惑；但又清醒地认识其中的真问题。一方面继续大力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提升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业水平；另一方面，完善体制机制，既让“好人”能富起来，也让富起来的人仍然是对国家和社会有责任感、愿意与同胞同呼吸、共命运的“好人”。在下大力气参与国际的人才与资源竞争的同时，查处贪官、裸官及不法业者的洗钱和向境外的财富转移。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中国发展的越好，才会越具有吸引力；社会进入稳定发展期之后，富人也将能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定位与责任。

鸦片战争前100年，荷兰殖民者曾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屠杀了2万多中国侨民，鲜血染红了一条溪水， 史称“红溪惨案”。面对忐忑不安的荷兰殖民者，当时的乾隆皇帝却视这些侨民为“背祖宗庐墓”的“天朝弃民”而“概不闻问”。今天的移民，显然不再是“天朝弃民”，也并非背弃祖国，整体上不过是现代公民参与经济全球化、追求多元生活方式以及财富更合理配置的一个方面而已。为其赋予过多“加载项”而炮制所谓富人“逃离”论，终究将被证明为不过是意义有限的历史尘埃。

原刊于《环球时报》2014年2月18日第15版，发表时题为《炒作富人“逃离中国”是道德敲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