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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善斋<尚书>二典章句集解》，是《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的第一册。晚清学者重刊《十三经注疏》，流行至今。四库本其他《书》类著作，不为人们所重，知者不多。顾颉刚、刘起釪所著《尚书校释译论》所引亦不全。今人解说《尚书》，大多仅援引《尚书注疏》，有失偏颇。《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意在汇集众家之解，以供读者探觅其善，以免限于一家之言。
《钦定四库全书》有五十余种《书》类著作，可分为几类：㈠基本上对《尚书》逐篇逐句解说，有（汉）孔氏撰（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宋）苏轼《书传》、（宋）林之奇《尚书全解》、（宋）史浩《尚书讲义》、（宋）夏僎《夏氏尚书详解》、（宋）时澜《増修东莱书说》、（宋）黄度《尚书说》、（宋）袁燮《絜斋家塾书钞》、（宋）蔡沈《书经集传》、（宋）黄伦《尚书精义》、(宋)陈经《陈氏尚书详解》、（宋）钱时《融堂书解》、（宋）魏了翁《尚书要义》、（宋）陈大猷《书集传或问》、（宋）胡士行《胡氏尚书详解》、（元）吴澄撰《书纂言》、（元）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元）许谦《读书丛说》、（元）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元）朱祖义《尚书句解》、（明）王樵《尚书日记》、（清）《御制日讲书经解义》。㈡对各篇的某些章句考据解说，有（宋）金履祥《尚书表注》、（元）黄镇成《尚书通考》、（元）陈师凯《书蔡传旁通》、（元）王充耘《读书管见》、（元）陈悦道《书义断法》、（明）梅鷟《尚书考异》、（明）马明衡《尚书疑义》、（明）袁仁《尚书砭蔡编》、（明）陈泰交《尚书注考》、（明）陈第《尚书疏衍》、（清）王夫之《尚书稗疏》、（清）毛奇龄《尚书广听录》、（清）朱鹤龄《尚书埤传》、（元）王充耘《书义矜式》、（清）张英《书经衷论》、（清）孙之騄辑《尚书大传》、（清）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㈢只就数篇加以解说，有（清）李光地《尚书七篇解义》、（宋）杨简《五诰解》。㈣仅就单篇解说，有（宋）毛晃《禹贡指南》、（宋）程大昌《禹贡论》、（宋）傅寅《禹贡说断》、（清）朱鹤龄《禹贡长笺》、（清）胡渭《禹贡锥指》、（清）徐文靖《禹贡会笺》、（宋）胡瑗《洪范口义》、（宋）赵善湘《洪范统一》、（明）黄道周《洪范明义》、（清）胡渭《洪范正论》。此外，（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清）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则论辩今古文《尚书》。以上著作，均或多或少表达自己的见解。（元）王天与《尚书纂传》、（明）刘三吾《书传会选》、（清）《书经大全》仅仅汇集相关解说。
这些著作起于汉唐，迄于明清，而以宋代居多，汉唐仅《尚书注疏》一部。文化是一种积淀，后人的著作征引前人的著作。越往后，征引越多。而后人对前人的征引，或褒，或贬，或认同，或质疑，或补充，可以从这些征引中看到《书》学的发展轨迹。其中汉唐二孔的《尚书注疏》和南宋蔡沈的《书经集传》最为重要。其他《书》类著述大多围绕《尚书注疏》、《书经集传》而作。唐宋时，《尚书注疏》立于官学，而元明清《书经集传》立于官学。《书经集传》为朱熹门人蔡沈受师命所作，部分书稿经朱熹审定。元明及清代前期《书》类著述，大多认同《书经集传》。元代吴澄《书纂言》、陈栎《尚书集传纂疏》、董鼎《书传辑录纂注》并辑录朱熹语录。晚清学者排斥宋学，重刊《十三经注疏》，以阮元主持校刻为善本。
《尚书》毕竟是为政之书，仅从字面训诂，难以准确理解。因而还需要从政治、法律、历史、礼乐、哲学、文学的角度予以探究，而这方面正是宋代《书》学以及元明学者之所长。四库本所载《书》类著述对《尚书》的解说涉及各个方面，尤其典章制度，律历器物，天文地理的源流考据，或繁或简。一些长篇解说，对于经文的理解大有裨益。经学数千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感悟，各自的思维方法、视觉角度、经历理念导致歧义。各家著述各有其善，即使是有一言之善也值得采用。
《书》类著述，以解说、考据《尚书》章句为宗旨。《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按照章句分解汇集，故题名为"章句集解"。四库全书提要及各自的序言，叙述各家著述的简要内容和《书》学发展的历史沿革，故列于篇首，以供参考。《古文尚书疏证》、《古文尚书冤词》未就章句作专门解说，拟将列于《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篇末作为附录。《尚书纂传》、《书传会选》、《书经大全》未有独立见解，不予列入章句解说，以免重复。各家解说体例纷杂，分句分段各异，长短不一。《尚书注疏》最早，汉孔传分句最细，故以其为准，作为标题，列为目录。其余著述，依照各自章句的自然段落，归于其下，凡长于此句的，则于下文中注明见于何句。
二典，即《尚书》以"典"名篇的《尧典》、《舜典》，为帝尧、帝舜的功德颂词及言行记录。除了功德颂词之外，《尧典》记录帝尧用人的言行。先是命羲和掌管历象；次则择人禅位，欲授天下于虞舜。《舜典》记录虞舜历试诸难、摄位、即位、命官诸事。《吕刑》也追述帝舜功德，使民归善，放逐三苗国君，增修德政，定民居、厚民生、正民心，用刑中正得当。君臣敬天、敬民，百姓效仿，行德为善。司法官杜绝威虐，拒绝贿赂。最后重申，告诫要以此为鉴，勤勉敬刑。《吕刑》所说的基本与《舜典》相符。二典被认为是《尚书》的总纲。二典，只是《尚书·虞书》的首篇和次篇。《尚书·虞书》另有《大禹谟》、《皋陶谟》、《益稷》三谟。《归善斋<尚书>三谟章句集解》将作为《归善斋<尚书>章句集解》的第二册。《尚书》的《夏书》、《商书》、《周书》诸篇，亦将按一定体例陆续完成出版。继第一本专著《归善斋<吕刑>汇纂叙论》，第二本专著《归善斋历代解说<尚书>典谟法律记述辑考》已开始撰写。
《尚书》不仅仅是历史，国学重在经世致用。《归善斋<吕刑>汇纂叙论》的序言提及国学诸家合善，即墨、儒、法、道各家互补，国学的核心结构应为民本、诚信、兼爱、法制。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诸子"实皆本于六经"，故此，二典也应是国学的总纲。二典推崇敬畏与诚信，而敬畏与诚信正是法制的基础。法制始于敬畏，敬畏始于信法，法信而使人信。《归善斋<吕刑>汇纂叙论》出版之后，笔者著有"梁启超墨学研究的自生民主观叙论"一文，兼谈国学的出路。梁启超将《墨子》的国家起源之说类比西学的民约论。而西学的民主也正是从民约论为起点走出来的。文中，笔者以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征是民主。梁启超的研究结果昭告，民主学说无需移植，国学本身含有自生民主观。国学的民族特色结合时代精神，兼容民主和科学，国学的复兴可以增进民主的自生能力。目前，最重要的是培植民主的社会基础，增强民众的民主心态。无论民主或专制，都是自由的分配方式。少数人享有大部分的自由，就形成专制。而自由的均衡配置就是民主。其实，人人皆有专制倾向，自由的均衡配置需要有社会基础的支撑，使少数人无法攫取大部分的自由。国学的核心结构应为民主、民本、诚信、兼爱、法制。
二典所记录的禅让制，推举制，巡守制，考绩法，包含了初期民主的成分。而《尚书》记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制度，可以适用于现代的民主与法制。因时制宜，本身就是体现于《尚书》的重要原则。历代的典章制度，依据民族性格而制定，并随时代发展而演变。惟有本土培植的民主与法制，才能支撑中国社会良好的运行。中华民族的希望正在于民族文化的复兴。
善哉！善行，善学，善政，文化回归，祛恶扬善，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