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因素，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霸权主义行为。“单边主义”以各种形式贯穿于美国外交政策及实践，是其向全世界展示所谓“文明优越”和“美国例外”的主要方式。美国“单边主义”的霸权性及其破坏性，成为构建和平、合作与共赢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障碍。

防御性“单边主义”

美国“单边主义”的本质，是美利坚文化中心主义和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论。“美国例外论”是美利坚文化中心主义的原初形态。

1630年春天，英国清教徒约翰·温斯罗普在前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上为同行者布道时称，他们在新世界将要建立的家园“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此系“美国例外论”的滥觞。美国《联邦党人文集》开篇首段就源自温斯罗普的布道辞，将“美国例外论”融入美国国家宪法构建之中，为美国历史和文化奠定了基调。

在国际关系领域，“美国例外论”的原初形态是孤立主义。直到19世纪末期，美国精英和社会大众有一种普遍共识，即以欧洲为中心的旧世界是罪恶和阴谋的渊薮，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在政治和外交上应尽量避免陷入欧洲泥潭。美国建国初期实行内向性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本质就是防御性“单边主义”。

防御性“单边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建国初期实力远逊于欧洲列强，因而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暂时采取自保性政策。但绝不能就此认为，其防御性“单边主义”就是纯粹防御性的。事实上，美国在内部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构建过程中，早已推行赤裸裸的攻击政策，如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和系统性文化清除，就是美国所谓“独特性”对印第安原生文明的霸权主义展示。对此，美国人的解释表现出明显的种族优越论，一本名叫《有关土地问题的道德案例之答辩》的小册子说道，“这些土地本是上帝给人类的馈赠，印第安人只是在其上狩猎，而没有利用这些土地，上帝的原始馈赠是让人们开垦土地”。这一“使命”天然落在了来自大洋彼岸的“上帝选民”身上。

随着美国国力迅速膨胀，其“单边主义”开始将矛头转向国际舞台。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在向国会呈交的国情咨文中明确警告欧洲列强，今后不能再将美洲大陆视为潜在殖民目的地，任何把欧洲大陆的政治制度拓展到西半球其他部分的企图，都将被美国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此即“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的出台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已从防御转向进攻，并带有强烈文化和政治制度输出目的，“美国例外论”将超越美国而涵盖整个西半球。

美国的实力还无法将其“独特性”加之于欧洲时，只好暂时以“门罗主义”将欧洲与美洲隔离开来。可以看出，“门罗主义”虽然只是宣布了美国在美洲大陆的特殊地位，却不妨将其看作进攻性“单边主义”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初试啼声。

进攻性“单边主义”

随着美国完成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扩张，其综合实力已凌驾于欧洲列强之上，安居美洲一隅不再能满足扩张野心。以美国中心主义取代欧洲中心主义，成为其进攻性“单边主义”的重要目标。

19世纪90年代，世界目睹了美国向“旧世界”砍来的第一刀。1898年，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发生反对殖民压迫的大规模起义，美国打着“帮助”殖民地独立的旗号迅速介入。然而，西班牙战败后，美国却将两地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摇身一变加入殖民帝国行列。

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取胜，随即从“援助者”摇身变成古巴占领者和实际统治者。图为是年聚集在佛罗里达州准备乘船前往古巴的美国军队  文化传播/供图

从美国进攻性“单边主义”的实质性演变进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具有转折意义。美国1917年加入英法协约国一方对抗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集团，次年11月德国投降，协约国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之后的欧洲满目疮痍，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提出“威尔逊主义”，企图构建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

“威尔逊主义”将“美国例外论”体现在三个具有浓厚自由主义和普世性色彩的假设中，指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战争是人的良知误入歧途的结果，要消除战争就要唤醒良知；主权国家之间的根本利益是和谐的，在和平问题上尤其如此，要结束秘密外交，实现外交决策的民主化（实际上就是将美国国内制度国际化），建立各国协商解决分歧的国际组织将有助于消除战争；国家主权不应是无限的，依靠狭隘极端的民族主义所形成的欧洲均势体系无法确保和平，必须以国际集体安全体系取代之。在威尔逊游说下，巴黎和会各参加国在1919年1月25日通过了建立国际联盟的决议。

然而，“威尔逊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国际联盟，表面上是一个多边、民主的集体安全组织，内里却是美国“单边主义”主导下的国际组织。欧洲各国之所以同意建立国际联盟，是希望利用美国超强实力恢复战争创伤和维持欧洲稳定。不过，欧洲各国心目中的集体安全和威尔逊总统心目中的集体安全大为不同，前者是带有浓厚均势色彩的集体安全，后者则是隐藏在“美国例外论”外衣下的集体安全。然而，不管是欧洲式还是美国式集体安全，在美国人看来都严重背离华盛顿不介入欧洲政治的教导。因此，威尔逊虽然在欧洲受到“救世主”般欢迎，但在美国遭到失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反对派和大部分美国民众都认为，既然威胁世界和平的德意志军国主义已失败，那美国没有任何必要卷入纠缠不清的同盟，或加入一个所谓国际联盟。于是，倡导建立国际联盟的美国拒绝成为该组织的一员。

就此，美国进攻性“单边主义”借一战契机刚在欧洲亮相就被逼回“孤立主义”状态。然而，一战后的美欧关系毕竟非同往日，最显著的变化是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大国和欧洲各国债权国。因此，美国社会虽然还想在政治上对欧洲保持超然立场，但美国与欧洲所形成的新型紧密关系，都使其必然全面卷入欧洲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事务。正如有学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世界历史进程，以及美国的所作所为表明，威尔逊理想主义不过是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观来处理国际关系，以建立有利于美国的世界秩序罢了。

走向全球霸权的“单边主义”

二战使已经名不副实的欧洲中心主义彻底终结，欧洲列强主导国际事务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和苏联共同主导的两极格局。然而，两大战胜国携手合作的局面很快被对抗取代，美国的“单边主义”最终发展为霸权主义。

1946年，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称，苏联的政策来自它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同西方对立的，“莫斯科方面根本不会真诚地设想，在苏联和所谓资本主义大国之间还有共同的目的”，因此“美国不可能指望在可预见的将来同苏联政权享有政治上的亲善关系”。他主张对苏联采取一种长期、耐心、灵活的“遏制”政策。然而，对抗的逻辑一旦建立，所谓“耐心”和“灵活”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意义。

美国总统杜鲁门很快就将“遏制”政策升级为冷战。从本质上看，冷战实际上是美国“单边主义”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遏制和围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是一场无法妥协的大对决，表示与苏联的对抗使“我们面临着两种制度生死存亡的战斗”。他的国务卿杜勒斯更认为，冷战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正因美国将这场对抗视为一方之所得必然是一方之所失的零和博弈，冷战开始不久便演变成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之争，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攻击性和“单边主义”非常明显。

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世界霸权的追逐导致为其张目的“霸权稳定论”产生，认为国际霸权体系与国际秩序稳定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霸权国不但可以稳定国际秩序，还可以营造一个稳定发展的国际经济秩序，霸权国实力越强，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就越稳定，否则全球秩序就会发生动荡。据此，“霸权稳定论”者认为，二战之后的霸权国家是美国，而且形成了美国治下的“和平”。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苏联实力下降和冷战终结，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全球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领域都表现出压倒性优势，而与此同时发生的则是美国“单边主义”迅速滑向黩武主义，以武力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实现自身战略诉求。仅冷战结束后的30多年里，美国直接或间接发动和参与的战争就有第一次伊拉克战争、科索沃战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内战、叙利亚内战等。

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单边主义”越来越表现出左右世界格局的企图，对中国的遏制就是明证。中国的快速发展被美国视为对自身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美国“单边主义”将遏制中国作为核心政策目标，力度也逐渐加强。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提出“重返亚洲”政策，针对的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已升至世界第二的中国。特朗普上台后，更是以国家安全名义对中国全面遏制。拜登政府则试图利用西方国家的集团优势，先是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的所谓规则，次则以强硬措施阻止中国主导未来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最后则准备在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符合美国利益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由此不难预料的是，中国的发展和美国“单边主义”的碰撞，将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单边主义”还与“美国第一主义”密切关联，展现出越来越大的破坏性和赤裸裸的攻击性。“美国第一主义”认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应直接服务于本国内政。为了使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国家利益，“美国第一主义”者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持怀疑和轻蔑态度，美国国会领导人多次阻止美国向联合国支付会费，致使美国成为联合国会费最大拖欠国。随着“特朗普现象”的出现，“美国第一主义”者的影响愈益扩大，他们把反对经济全球化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要求美国退出相关国际组织，拒绝履行条约义务。

不难看出，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单边主义”思维和政策，是其与生俱来的国家特性。无论在地区事务还是全球事务中，这都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前世界各地的区域冲突、国家内乱、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全球经济困境，不少都与美国“单边主义”所产生的破坏性因素相关。摒弃“单边主义”，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秩序，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