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种族主义理论“科学化”，始于近代早期殖民主义海外扩张，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欧美社会。近代部分西方学者，借助医学、病理学、颅骨学、解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人类肤色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种族进行分类，划定评判种族“优劣”的标准，打造强调白人“优越性”的种族等级制度。近代种族主义“科学化”与西方殖民扩张并辔而行，根本目的是为侵略、压迫和殖民辩护。

以肤色定义人种“优劣”

以肤色定义人种的所谓“优劣”，是西方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看法。在欧洲基督教文化中，黑人被视为“受诅咒者”的后代。《圣经》中有诺亚诅咒儿子含的记载，称其后代“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的奴仆”。17世纪时，神学家宣称含来到北非，成为非洲人的祖先。“诅咒说”不仅是一种荒诞不经的神学假说，而且是将白人与有色人种进行区分、凸显白人“优越性”的理论尝试。近代以后，随着医学发展进步，一些西方人将关于肤色的医学知识用于论证人种的“优劣”，为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制造“科学依据”。

中世纪时，医学研究者将皮肤视为一层无足轻重的“薄膜”，并未给予过多关注。17世纪以后，随着解剖学发展，欧洲学者发现皮肤的多维结构和重要功能，开始将皮肤视为调节人体健康的重要器官，肤色的变化成为衡量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欧洲医生在临床研究中发现，许多疾病都能使人体肤色变深或变黑。1695年，英国医生约翰·佩切在医案中记录一名疟疾病患者“体表渗出汗珠，皮肤发黑”。17世纪英国病理学家约翰·布朗也提到，丹毒、溃疡性肿瘤、脱疽等疾病，都会使人体皮肤颜色变深，甚至可能导致全身皮肤呈现深灰色或黑色。

疾病导致人体肤色变化，原是自然的病理反应，但种族主义者却将有色皮肤与疾病画上等号，白皮肤被视为“标准的”健康肤色，其他肤色则是身体产生“病变”的象征。17世纪英国探险家约翰·奥维顿认为，黑色皮肤源于黑人长期缺乏营养性食物的滋养。奥维顿本人倒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他的结论只是基于在探险过程中对黑人生活状态的观察。然而，其结论却被种族主义者利用。一些种族主义者沿着这条路径，将黑色皮肤视为人类身体“病变”的产物。由此，传统基督教神学对黑人肤色的宗教性、歧视性阐释，在近代得到“科学支撑”。

种族主义者进一步宣称，有色人种肤色不是简单的体表“病变”，而是一种深入身体内部的“遗传病”，是与生俱来、世代相传、无法治愈的“顽疾”。种族主义者回溯欧洲传统医学哲学中的各种理论，把中世纪流传的各种怪病与有色人种的肤色成因强行串联起来。以黑人肤色成因为例，17世纪欧洲及其美洲殖民地盛行一种理论：黑人肤色源于体液发生“病变”，是皮肤受到黑胆汁侵蚀所致。在中世纪与近代早期欧洲医学哲学中，黑胆汁是人体四种体液之一。欧洲传统医学认为，黑胆汁发生病变会让人罹患一种名为“黑疸”的疾病，人体将会“呈现出黑色、粗糙、瘦弱的样态”，全身皮肤变黑，头发变得“黑而卷曲”。

在近代早期欧洲社会，黑胆汁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致病之源，由其“导致”的黑色皮肤在欧洲病理学研究中被视为一种“病态”肤色。在这一理论影响下，病理学领域中的部分欧洲学者将他们眼中“丑陋”、“低劣”的生理特征，都纳入黑胆汁致病范畴。这使得近代早期欧洲殖民者逐渐将黑色皮肤、头发卷曲、“性格消极”的黑人与黑胆汁联系起来，人为地将黑人的肤色建构为一种迥异于欧洲白人的“病态”皮肤。因此，种族主义者与其说是在寻找有色人种肤色成因，倒不如说是在刻意论证有色皮肤的“病理性”，从而为种族歧视寻找“科学理由”。

从“人种分类”到“种族隔离”

18世纪以来，种族主义者开始利用一些启蒙思想家的研究，为“种族隔离”制造“科学依据”。伏尔泰与康德等启蒙思想家，在18世纪的欧洲社会宣扬理性，反对愚昧和专制，对于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在种族主义问题上带有很大局限性，也陷入所谓“科学种族主义”思想的藩篱。若从历史视角看，在“种族”概念尚未完全形成的18世纪，他们关于种族优劣的学说，更多出于一种文化中心主义心态。然而，由于他们在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力，其关于种族问题的学说被西方一些极端种族主义者利用。

瑞典博物学家卡尔·冯·林奈最先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种族，他根据解剖学特征把人类和猿类都归为灵长类动物。这一分类方式本身不具有明确的种族主义指向。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关于人类种族的划分，开启了“科学化”种族主义的分类方法。布丰认为，欧洲大部分地区拥有最适宜人类生长的温度和环境，在这一区间生活的人类种族“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民”，而“尼格罗人”（即黑色人种）是欧洲居民“退化”后的版本，在理解力和情感方面都“蠢笨不堪”。布丰的“退化论”推动欧洲思想家对已知人类族群进行分类，“种族”在启蒙时代的欧洲社会逐渐与人体的生物特征画上等号，主要强调不同人种之间存在明确的生物区隔，且有“优劣”之分。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将人类划分为七大种族，认为黑人最为“低劣”。在他看来，非洲人的黑皮肤是其祖先受到麻风病侵蚀所致的一种具有遗传性质的病理现象。爱尔兰博物学家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将人类划分为五大种族，认为白人肤色不仅美丽，而且从科学角度而言也是“最为有益的肤色”。在他看来，白人之外的种族都是“人类形体发生退化”的结果。

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将“退化论”运用到人种起源与差异的研究中，提出系统的“科学种族主义”理论。他认为，地球上不同种族都源于同一个血统，即“原初人种”，但地方环境差异使人类发生不同程度的“退化”，最终形成不同肤色的种族。康德认为，白人最接近“原初人种”，因其居住在北纬31—52度之间的区域，混合了寒冷与炎热气候，成为人类生存的最佳温度区。这一地区以北的人类，由于过于寒冷的气候，逐渐“退化”为身材矮小的种族；而炎热地带的“尼格罗人”，由于酷热的环境和丰饶的物产，逐渐“退化”为“懒惰、软弱和轻浮”的种族。在“退化论”基础上，康德以肤色为标准构建了种族等级制度理论。他将人类分为四个人种：拥有“深白色皮肤”（whites of brunette）的人类属于“原初人种”，拥有“柔白色皮肤”（tender white）的北欧居民是“原初人种”的第一变种，拥有铜红色皮肤（copper-red）的印第安人属于第二变种，拥有黑色皮肤的非洲人属于第三变种，肤色呈橄榄黄（olive-yellow）的印度人则属于第四变种。

康德的人类学研究是欧洲种族理论“科学化”的重要节点。他认为，所谓“种族”就是“同一个‘门’中的物种之间，存在能够进行区分的差异特征，且这些特征必须永远在同一物种之间进行代际遗传”。对于人类种族而言，康德武断地强调：“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除了肤色之外，没有其他遗传性的区别。”康德的种族分类理论和建构种族等级制度的倾向，最终在德国人类学家约翰·弗里德里希·布鲁门巴赫那里形成人种分类理论。

1795年，布鲁门巴赫《论人类的自然多样性》一书第3版出版。在书中，他将人类肤色分为五个等级，认为“大多数欧洲人的肤色”是第一等，“从黑褐色直到漆黑的黑色”属于最低等。他系统论述了不同种族在肤色、发色以及骨质等方面的差异与“优劣”，从人类学角度建构了严密的人种等级制度。他将白色皮肤的人种命名为“高加索人种”，认为“这座高山附近的地区产生了最美丽的种族”。他强调，“白色皮肤极易退化为深色皮肤，而黑色皮肤很难变成白色”，最终得出白色皮肤人种“优越”于深色皮肤人种的结论。

种族分类理论与种族等级制度建立后，种族隔离理论随之大行其道。种族主义者宣称，为了保持基因“先进”与“健康”，“优等”种族应当远离“劣等”种族。美国建国初期著名医生本杰明·拉什明确表示，黑人肤色是“麻风病”侵蚀皮肤后所致，美国社会应当反对白人与黑人通婚。美国人类学家查尔斯·科德维尔认为，非洲黑人与黑猩猩之间的相似性比他们与白种人之间的相似性更多，非洲黑人与白种人并非同一个种属。在此基础上，他傲慢地表示，白种人对黑种人的“教导”没有意义。如果让一个受过白人教育的黑人回到他的部落，“他的知识就会退化，直至返回最初的愚昧状态”。美国人类学家约书亚·诺特也宣称，白人与黑人是完全不具有亲缘关系的两个人种，他借用“退化论”抨击种族融合的合理性，言之凿凿地宣称，只要“高加索种族”与“其他劣等种族混合，就会堕落到野蛮状态”。

随着西方种族主义者对种族分类理论与种族等级划分的不断强化，种族隔离理论的基本框架搭建起来，为19世纪以后欧美社会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种族主义观念在欧美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土壤。

为种族奴役理论辩护

进入19世纪，欧洲人种学家整合所谓“科学”研究成果，积极论证欧洲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至尊”地位，为白人在全世界侵略扩张提供理论依据。

1819年，英国人种学家威廉·劳伦斯将他的一系列解剖学、人种学讲座讲义整理出版。在讲义中，劳伦斯傲慢地表示，黑人“智力水平缩减，动物性特征更加鲜明与突出”。他认为，世界上一切文明成就都应归功于白人，不仅欧洲与美洲的民主政体，还有古代印度与两河流域的辉煌文明，都应归功于白人文明的“优越性”。劳伦斯的理论证明，19世纪种族主义理论具有极强的侵略性，目的在于论证欧洲全球扩张的“合理性”。

19世纪英国人类学家罗伯特·莱瑟姆宣称，白种人的头骨和面骨比例、语言特征都“优于”其他人种。在他看来，白皮肤的欧洲人既通过武力征服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又通过宗教、文化与科学的传播“改善”了其他种族的社会进程。莱瑟姆的理论毫无疑问是在鼓吹白人对其他人种统治的“正当性”。

随着“科学种族主义”愈演愈烈，利用“科学”方法论证种族奴役理论的现象在欧美社会大行其道。1853年，美国学者约翰·范·埃夫里出版一本小册子，论述美国奴隶制的“合理性”。他认为，每个种族都有与生俱来的身体特征与智力水平。因此，不同种族不具有平等权利，也不应承担平等社会责任。“生理结构和智力水平低劣的尼格罗人”不能成为国会议员，也不能进入大学教书，只能成为奴隶。埃夫里的观点在19世纪的大西洋世界甚嚣尘上，得到一众种族主义者支持。英国人种学家詹姆斯·亨特在1863年出版的专著中，利用“科学种族主义”理论为奴隶制辩护。他总结了黑人的六个要点：第一，尼格罗人与欧洲人属于截然不同的种族；第二，尼格罗人与类人猿之间的相似性，比欧洲人和类人猿之间的相似性更大；第三，尼格罗人在智力水平上比欧洲人低劣；第四，当尼格罗人“从属于欧洲人时，会比他们在其他状态下更为文明”；第五，“只有欧洲人能够令尼格罗人具有人性，并且使他们变得文明开化”；第六，尼格罗人的需求和种族特征配不上欧洲文明。埃夫里和亨特的观点皆表明，种族主义理论的真实目的是压制有色人种，强迫他们从生理和心理上都接受自己为“劣等”种族。

在西方近代化和殖民扩张进程中，“科学种族主义”充当了种族歧视、种族压迫、种族奴役甚至种族灭绝的理论工具。时至今日，欧美社会仍深受“科学种族主义”影响。特别是在一些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中，欧美种族主义者常假借“科学”之名，为宣泄种族主义情绪提供理论依据。2020年暴发的全球新冠疫情中，他们刻意歪曲流行病学家和病毒学家对新冠病毒的研究成果，宣扬亚裔人群更容易传播新冠病毒，为他们排斥亚裔、对亚裔群体实施暴行寻找借口。“科学种族主义”在欧美社会始终是白人种族主义者打压、迫害有色人种的政治工具。

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