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数百年里，随着几次工业革命的展开，人类的生产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麦迪逊经济历史统计来说，公元元年的世界生产总值约为1000亿国际元（1990年基准），到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初期的1600年达到约3300亿，而这个数字到400年后的2001年，就已超过36万亿。这样巨大的经济增长，在历史上往往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联系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经高度肯定过资本主义，因为其在几十年里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本身只是为了社会进步准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并不会自动带来人类生活的相应改善，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出现变化的前提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特拉西的论断：“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这种社会财富积累与底层贫困之间存在矛盾的表述，恰恰刻画了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这种矛盾基于资本积累与产业后备军的关系。马克思进而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而产业后备军就是失业半失业的人口，产业后备军的扩大无疑意味着贫困的增加，这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也被称为贫困化的命题。

自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提出这个命题后，国际学者和研究机构展开了大量对于资本主义与贫困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均收入逐渐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贫困问题得到了明显缓解。以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英国为例，在马克思出生的19世纪早期，据学者估测，如果按照一天20国际元（2011年基准）的贫困标准衡量，社会中几乎9成人民都处于这个标准之下。而到2017年，英国只有不到1%的人口低于这一收入标准。另一方面，哪怕世界经济有了如此大的增长，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的存在依然难以消除。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第一条就是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世界银行从20世纪末开始，基于最贫穷的十几个非洲国家的收入数据，提出了一天一美元的极端贫困线，在这之后随着物价变化经过数次调整，现在的标准是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每天2.15美元。按照这个极低的标准，贫困问题在过去似乎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但在严格的考察之下，这一问题仍然严峻。1990年世界有近19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到2020年，处于极端贫困的人口依然超过7亿人，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9%。

在这其中，如果刨除掉中国减贫的巨大贡献，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过去几十年的减贫成果非常有限。而且，这样的有限成果，实际也极为依赖我们采用的贫困指标。一旦我们采用略高的极端贫困线，如每天3.65美元（尽管这依然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极端贫困人口就会上升到20亿人。如果采用更宽松的指标，如每天10美元（2017年购买力平价标准），全世界的贫困走势甚至会在绝对人数的层面上发生巨大的反转。在1981年，按照同样的购买力平价指标，全世界有33亿极端贫困人口，而2019年，极端贫困人口实际上超过45亿人，也就是世界将近六成人口。不得不说，这个结果让人惊讶，但是却又在情理之中，因为资本主义与贫困的逻辑联系从马克思的时代开始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此外，既有的这些讨论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维度，那就是资本主义从真正兴起到现在已有好几百年的时间，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实际上回溯的是资本主义到19世纪中期的整个历史。如果我们从更长的历史尺度上去观察贫困与资本主义的关联，就能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贫困化命题。

在过去数十年，各国经济史学者做出了大量的新研究，生动地描绘了在更长时段里资本主义与贫困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收入与物价方面，如果我们观察欧洲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几个主要城市，不管是伦敦、阿姆斯特丹，还是维也纳、佛罗伦萨，从15世纪早期到18世纪早期，普通的工薪家庭普遍都经历了长期的实际收入下降，在佛罗伦萨的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6成。这无疑是马克思所描述的绝对贫困化。总体上看，欧洲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西欧）的普通家庭实际收入从14世纪到17世纪出现了长时间的下滑，随之进入长期的停滞，在19世纪中期之后才开始上升；而欧洲的外围（东南欧）国家则经历了更长时间的下滑，从14世纪延续到19世纪前期，之后也开始逐渐上升。

这种资本主义与贫困问题，在欧洲之外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为明显。以印度为例，按照基本生活需求来衡量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1600年为10%左右，这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年份。贫困程度随后不断上升，到20世纪中后期达到惊人的60%，进入21世纪逐步降至30%以下。观察印度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不光要看到在过去数十年其贫困得到了缓解，更要看到，英国殖民统治带来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创造了现代贫困问题，即使到了现在也仍然颇为严重。

由此而言，在马克思之后出现的资本主义内部贫困问题的改善，只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历史现象。前文提到的英国贫困问题改善的过程，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其实还是在20世纪大萧条之后，也就是普遍的政府调控机制建立起来之后的事情。在1930年前后，英国的整个公共福利开支不过是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2%，到1980年这一比例已超过15%。与此同时，在同一时期，英国低于每天20国际元收入的人口比例从超过一半降至不足5%。很显然，这种改善与国家对于市场的积极干预息息相关。而这种积极干预，或者说福利国家的建设，本身又是与从19世纪中后期以来工人斗争的快速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而西方资产阶级不得不进行让步妥协以维护资本主义生存分不开的。

同样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兴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取得了大量消灭贫困的历史成就。尽管货币收入不高，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给人民提供了廉价或免费的医疗、教育及住房，使得人民能够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稳定的生活改善，就从根本上与资本主义的漫长贫困化历史区别开来。然而，在苏东剧变之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长期收入的绝对下降，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在各个层面都出现了很大倒退。中国这样从“一穷二白”出发的发展中国家，经过7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在2020年底成功消除绝对贫困。这是世界资本主义无法实现的壮举，更是社会主义有效解决贫困问题、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巨大成就。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动荡期，在更长历史维度上认识资本主义变得尤为重要。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的资本主义内部的贫困化命题，依然具有强大的洞察力。沿着这个方向的进一步探索，对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推动世界范围内贫困问题的解决，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许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