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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基础(提要)
谢海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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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学研究》编辑部主任、编审谢海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教育、科技、人才的底层,其实是知识问题;教育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才发展体制改革,本质上是知识体制改革。

知识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不同的知识发展状况造就了人类不同的文明分支。彼得·德鲁克在《知识社会》一书中指出,西方的现代化成就源于技术知识的体系性应用、工作知识的增长,以及关于知识的知识发展。事实上,知识的意义,比德鲁克描述的要基础得多、重要得多:在经济方面,知识界定了资本、劳动、资源、制度、信息等其他生产要素的价值;在哲学伦理领域,知识界定人及其衍生物的存在价值;在社会层面,知识界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确立了社会制度赖以产生的前提……

中国式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发展及进一步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在最基础的层面,需要着力于各方面的知识发展。知识发展的直接目标,是构建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人类早期关于知识的认识不同,知识已经被较普遍地视为,对人们所选择的认识对象特征及其联系的一种猜测、假设和一种暂时的认识策略,而并非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揭示。因此,知识是多元的,对同一个事物或现象不只有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不同的理解可能导向不同的发展方向,这在有关人类自身的认识、社会制度的选择等方面尤其明显。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避免西方式现代化危机,从源头探索人类发展的新方向、新路径的必然选择。

知识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不断深化知识体制改革。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都依赖于特定的组织方式,也就是知识体制。不同的知识体制作用于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环节,产生不同的效果。人类历史上的知识革命,都伴随着知识体制的革命。甚至,知识体制的局部调整也会带来知识发展的重大变化(例如,范内瓦·布什1945年提交给美国总统的科学政策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重视知识体制的研究,不断深化知识体制改革,将知识运用于知识发展本身,是推动知识革命的前提。

深化知识体制改革,要尊重知识生产的自由,大力促进知识的流动,并谨慎地、有明确目的地建立防火墙(有限地、有确定目的地、暂时性地隔绝知识流动),以应对特定的现实知识竞争。知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剪除知识发展的阻碍因素,降低知识传播、应用的成本,尊重知识生产、流动和应用的规律。要尽可能避免知识生产、传播和应用的行政化管制;减少人为的知识等级化,避免知识专业圈内部压制竞争的知识霸权;要通过各类知识平台促进知识交流,避免知识间的无效竞争。当前阶段,要以知识应用环节为重心,逆向建立推动知识发展的知识组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