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少年时，先父孟传圣将军教诲云，“大丈夫者，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后始可觉悟”。至余稍长，知世事难艰（艰难），方悟其中道理，可惜岁月转逝，终日为稻粱谋，已无读书之遐（暇）。虽有往来奔波，亦不过勿东勿西（忽东忽西）。呜呼，余今生不言“丈夫”二字矣！信吾是斋主人

据此可知，田先生平生所具之英雄豪气，受其先父孟传圣将军“大丈夫”之论影响甚深。尽管其自言“终日为稻粱谋”，“无读书之暇”，但考虑到田先生之身份多端、活动不断，横跨古籍收藏、学术研究、拍卖实践等数个领域，虽不以“大丈夫”自居，但其学术和社会影响之广众深远，岂是一般酸腐俗儒所能望其项背者也！

余生也晚，2001年方入北大读书，并没有圣海师姐般幸运，可以在课堂上瞻仰田先生讲堂风采。但与很多学人相比，笔者与田先生发生“接触”并不算晚。大约2002年11月份，笔者注意到北大BBS上有人发出一篇名为《虚假的材料与结论的虚假――从〈崇德会典〉到〈户部则例〉》的帖子，下面有很多评论。读罢该文，一时尚难判断其观点是否成立，但觉文章虎虎有生气，挑战和斗争的色彩十分明显，于是记住了作者名字——“田涛”，并怀疑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学术愤青”。随后，在与汝富师通话中得知前不久在上海召开的中法史年会上发生了一系列故事，觉得此文很不简单，作者也并非一时兴起。因而，对于相关问题开始关注，并有意从史料角度探知真相。记得当时还特别从历史系开具介绍信，两次到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库查阅此文涉及的关键史料——《清太宗实录稿本》。

此后不久，笔者又在北大三角地书店买到一本倪正茂教授主编的《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法律出版社，2002年），进而试图通过阅读发现上海“故事会”的原委。通观全书，隐约感觉该书具有一定标志意义，或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不同法史代际之间的蕲向纷争，尽管其中有些行文方式明显欠妥，因而削弱了学术批判的力度与效果，甚至整体上并未获得多少有崭新价值的学术创见，但面对法史学科多年的沉疴痼疾，甘冒不韪的突破之功值得肯定。尤其田先生的长篇文章，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于：使我们在经历改革开放后二十年法史学科的重建和繁兴后，转而更加注意一手文献资料的获得与正确解读（其实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以及如何在古代成文法典与现代部门法律之间构建起较为科学的类型学关联，而不是毫无原则地牵强比附，或囫囵吞枣、眉毛胡子一把抓。（彼时隔壁单元住着一位法学院的N姓仁兄，得知该书问世，还特意借去翻阅，未见其有何高见，却对各方均有微词。）继此之后，法律出版社很快又出版了一本名为《<崇德会典>·<户部则例>及其他》（法律出版社，2003年）的书，作为对于前书之回应。此是后话，个中是非，见仁见智，此处亦无需多言。

回想此前到田先生家中拜访，盘桓较久者，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2003年初、“非典”疫情尚未席卷北京之际，汝富师来京与研究生同学开怀畅饮后，专门带同笔者前往田先生家中拜望。这也是本人第一次见到田先生本尊。汝富师此行目的主要在于访问法史文献，尤其明清讼师秘本，因为彼时他正在华东政法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准备以“明清讼学研究”为题撰写学位论文。在田先生家中，我们受到了亲切而热烈的欢迎，有幸见识了众多闻所未闻的明清文献珍本。略感遗憾的是，当天并未见到传说中的“讼师秘本”。据田先生言，有几种被人借观，暂时不在手边，或放在其他住所了，只能相约下次再登门拜访。而在随后共进午餐过程中，关于上海“故事会”的话题以及田先生的大文，自然被多次提起。记得当时田先生的谈兴较浓，大家的情绪也很高涨。不言而喻，田先生文中提到的法史问题，在相当一批学者心中是存在共鸣的。

与田先生的第二次相见，是在2004年夏秋之际，距离第一次见面整整一年有余。彼时我已从北大历史系毕业，转而进入法学院，成为一名“博士候选人”。汝富师则申请到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继续从事明清讼学研究，并将我纳为课题组成员，故而委托我前往田先生家中拍取讼师秘本，以便研究之用。经与田先生电话沟通，我在约定的日期和时间前往田府，同样受到了田先生的热情招待。彼时田先生似乎正忙于撰写一部书稿，他先将我让到某个房间，将事先准备好的几部讼师秘本一股脑拿出来，告诉我：随便看，看多长时间都可以！我说，大概半天时间即可。于是，田先生叮嘱：能抄则抄，拍点照片也是可以的。随后，他便转身到相邻的一个房间，和一名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助教继续工作。田先生逐字逐句地在一边大声口述着书稿，那名研究生则负责电脑录入，并不时停下来，进行文字核对。对于这样的著述方式，笔者还是第一次见到，颇觉有趣。而在翻阅完几种讼师秘本后，自觉不便久扰，乃深表谢意，告辞而出。

第三次是2005年春节过后，在博士班袁同学带领下到田府拜访。因为袁同学是武树臣教授的学生，与田先生走动较勤，而且曾经参与过田先生的社会调研项目。关键是，田先生对于这位大龄的袁同学视如己出，特别爱护，关怀照顾尤多。记得当时同去者还有其他几位博士班同学，我们从北大万柳学生公寓东门坐公交车前往，回来也是乘坐公交车，但似乎比去时较为快捷。这次到田府拜访，主要是听田先生介绍他的藏书，讲述他的藏书故事和一些学林掌故。可能因为当日同去者都是北大法学院的博士生，田先生的演讲兴致极高，很多令人拍案叫绝的故事滔滔不绝地讲述出来。可能同样因为人多，田先生讲述的内容并未集中在法史文献方面，汪洋恣肆，旁涉较广。难得的是，由于尚在春节期间，田先生特在家中以水饺飨客。水饺吃光后，袁同学则又煮了一些汤圆给大家吃。记得日后袁同学为了提前毕业，赶写博士论文，田先生除了在一般史料上给予支持和指导外，还特别以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讼师秘本孤本——《法林金鉴录》（扫描复印件）相赠。大约五年之后，笔者才在法国巴黎一睹该书真容。

除上述三次外，在田先生去世前，笔者似乎再未主动联系登门拜访，但时常对其学术和社会活动保持关注。如2009年田先生向清华大学法律图书馆捐赠大批契约文书、线装古籍，后来与何勤华、祝守正教授三人举办“法律文化三人谈”，以及在CCTV社会与法频道主讲“千年契约”等。及至2013年4月18日晚间——记得北京正在下着小雨，收到王旭师弟前往四川途中发来的短信，获知田先生在成都双流机场突然离世的噩耗，感到无比震惊。震悼之余，编写一则短信，请代向家属表示慰问，并草草撰拟了一副挽联，表达彼时心境。如下：

据师弟讲，家属临时决定将田先生在成都火化，随后将骨灰带回北京，而在遗体告别现场，便使用了这副挽联，投放在电子屏幕上。之后两天，自觉这副挽联并不足以表达心中对于田先生的悼念之情，遂又撰写了一副长联，以志哀悼之情。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