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2日，高恒先生过世。次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公众号刊发了我在2007年做的一篇访谈《学术研究，首先要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高恒访谈录》（原载《学问有道》，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再次阅读这篇自己执笔的旧稿，浏览当年留下的照片，让我很有点感慨，这位一辈子做学问的老人，就这样悄然离开了尘世。

很惭愧，我和高先生的接触仅限于此次访谈，对高先生的专业也完全没有“研究”，虽然当时为做访谈看过他的《秦汉法制论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为写这篇文字，又翻了一下他的后续著作《秦汉简牍中法制文书辑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古代法制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仍是不得要领。但还是想写下一些粗浅的认识，谨此表达我菲薄的怀念与尊敬。

中国法学网发布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高恒先生生平》（以下简称《高恒先生生平》）说高先生“为人谦和”，如果说这是指对人有礼数，那当然是相当准确的，但若因此认为他为人随和、没有锋芒，则似不确。我感觉高老师相当耿直，也很有决断。按照社科院关于访谈的统一要求，文字稿之外，还要提供访谈的情景照片。我请法学所同事丁科帮忙拍摄，选了法学所图书馆内外几个场景。高老师很快就选定公众号上发布的那张。但在作决定时，还说了一下理由，就是其他几张照片上的我稍显“突出”，而主角应该是他。这话他当时就说出来了。我听着不禁有点暗笑，觉得他很坦率，也很可爱。

访谈和文字稿的撰写均比较顺利，因为高先生做了充分准备。我被安排访谈任务的时候正在国外，眼看交稿时间快到了我还没有回来，高先生就自己先写了一个草稿，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他到法学所图书馆把手写的稿子交给我。访谈中涉及具体学术问题的内容用的都是他的原稿，我只做了一些电脑录入的工作。因此这篇访谈基本能够反映他对自己学术地位的认知。这份手稿后来也遵照高老师的要求还给了他。

《高恒先生生平》中说，高先生“是法学界最早利用出土文献进行法律史研究的学者之一”，对秦汉律中“隶臣妾”等问题的开拓性研究，“引起了历史学界和法史学界的广泛注意”。这一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甚至还可以说得更高一点。比如高老师代表作《秦律中“隶臣妾”问题探讨》（《文物》1977年第7期），发表之初即获得包括日本、台湾地区在内学者的 “极高评价”，日本著名法制史专家滋贺秀三（1921-2008）认为该文“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文”（详见李力《“隶臣妾”身份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144页）。高先生自己似乎也最看重他在云梦秦简上的研究。《高恒先生生平》中还说高先生在法律思想史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并举了汉代“引经决狱”和董仲舒“德主刑辅”法律思想、张斐律学等几个例子。我感觉高先生自己似乎更看重《论中国古代法学与名学的关系》（《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这篇论文。他在《秦汉法制论考》自序中即曾专门说到。作为一个非秦汉史专业读者，我也觉得这篇文字难得一见，非精通法学和哲学者不能为。就整体而言，高老师著作的阅读体验甚佳，特别是其文字，颇有特点，他评价中国古代律学“名词概念精当、判断推理符合逻辑”的话，也适用于他自己。另外，高老师的大部分法制史文章有着比较浓烈的法学理论色彩，有些完全可以当法理文章来读，如《张斐的<律注要略>及其法律思想》。这在法制史学界也较少见。

访谈中涉及经历的部分则多出于我的发问，比如在武大学习、在苏联留学，还有对法制史研究的心得。大部分内容都写到访谈里，但也有个别没有写进去或者定稿时他删去的。比如他一再说搞法制史研究，要有法学功底，要会从法学角度分析历史问题。他在武汉大学上案例课，老师要求很高，当场就要发表意见，他是表现很好的，换言之，他的部门法基础扎实。他还说参加云梦秦简整理和研究，主要是从法学角度切入，文献考订不是他的用力所在，也没有优势。他还不无自得的谈到，在早年的一次沈家本研讨会上，他的论文和其他学者（如北大李贵连教授）的风格明显不同，他主要从法理角度分析，更有法学味道（应该指的是《沈家本与中国古代律学》，原载《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又见《秦汉法制论考》第310页）。这是针对我问写法制史论文怎么深入分析时说的。我当时刚出国回来，对外语学习比较感兴趣，就问他怎样学的俄语。他说到苏联留学时，是去读研究生，不怎么上课，所以俄语口语不太好，韩延龙老师是读本科，用到口语的地方多，语言能力更强。在谈到参加秦简整理时，他一再表示这对他学术生涯的影响之巨，说到张政烺（1912-2005）、李学勤（1933.3-2019.2）等历史学者时充满敬意。好像当时还说这是他自己争取到的机会，并非完全出自组织安排，但具体情形我记不得了。后来偶见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1930-）1981年率美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来华访问的日记，记载10月18日在北京参加云梦秦简讨论会，中方与会者除了历史所张政烺、李学勤等，还有法学所研究员高恒、刘海年，以及近代史所研究员瞿同祖（《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但在与我的谈话中高先生对此类非学术活动几无一字提及。在《生平》中我也才首次知道高老师曾兼任我母校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个纯粹的学者大概就是这样吧。

访谈中，我颇感惊奇的一点是，一个法学专业出身、已近天命之年的中年学者（高恒先生生于1930年），怎么如此决绝地放弃长期从事的法学理论研究，转向艰冷的秦汉法制史领域？而且很快就作出世人瞩目的成绩（类似的还有刘海年老师）？我自研究生以来也陆陆续续看过《史记》《汉书》，但迄今不敢写秦汉的文字。对此高老师只是很简单的说幼时念过四年私塾，打下一些旧学的底子。又说做秦汉和简牍，《史记》、《汉书》要看。似乎我的困惑根本不成问题。这大概只有用天赋、悟性才能解释吧。

因为秦汉法制始终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访谈交稿，我和高老师的交往也就终止。他当时提及的一些重要文章也没有找来细看。私下主动请教更不在我考虑之中。高老师似乎也再没有找过我（他也很少来法学所），他也没有像大部分前辈学者那样热情地赠送著作。可能从访谈中他也看出来，我毫无这方面的专业素养，送了我也看不懂。现在高先生故去了，我永远失去了宝贵的请教机会。所谓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信然。

1990年高恒先生与夫人国际法学家王可菊合影

最后要提到的是高老师的夫人王可菊老师。王老师也在法学所工作，是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专家。他们伉俪似乎有分工，高恒老师基本不出门，常年在家工作，王老师则每天来法学所用功，好像气管不好，常年戴着口罩。在图书馆，王老师听说我毕业于南开大学，说南开国际法老师张勇是北大王铁崖先生的博士，其博士论文写的国际人道法，她是答辩委员。她还曾从书库里提出马英九的博士论文，跟我说这人官当得大，学问也做得好。岁月匆匆，转瞬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2019年9月稿）。

作者：张群，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学博士，曾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图书馆副馆长、法制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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