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响作用的方向来看，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从轻因素和从重因素。从轻因素是指使法官裁判偏向于具有该社会结构特征当事人的影响因素，具有该社会结构特征的当事人刑罚综合指数低，体现为被告人具有未成年、限制行为能力、身体健全以及女性、青少年、青年、老年、农村户籍、本地户口、较高学历者、学生、白领和蓝领阶层等身份特征。从重因素则相反，是指使得法官裁判倾向于加重具有该社会结构特征当事人的刑罚影响因素，具有该社会结构特征当事人的刑罚综合指数较高，体现为被告人具有成年、聋哑、精神健全者以及男性、青壮年、中年、城镇居民、非本地籍、低学历、农民、无业等身份特征 （见表12）。

从影响的程度来看，当事人的社会结构特征可以分为显著影响、一般影响和轻微影响。 （本文将刑罚综合指数与100%的差距在±20%以上的影响因素设定为显著影响因素，在±10%-±20%之间的影响因素称为一般影响因素，在±10%以内的影响因素称为轻微影响因素。）统计发现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特征有:被告人为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聋哑人、女性、青少年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职业身份是学生、白领和蓝领;影响力一般的社会结构特征有:被告人为老年人、少数民族、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者、无业者;而以下的社会结构因素则对法官裁量影响轻微:被告人为成年人、非限制行为能力人、健全人、男性、青年人及成年青年人、青壮年人、中年人、农村户口、城镇户口、本地人、外地人、初、高中文化程度、农民。

（二）不同类别社会结构因素影响的差异

通过上文的量化分析和综合刑罚指数的计算还可以发现，当事人不同类别的社会结构特征对法官裁判的影响向度和程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一是法定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力大于非法定的社会结构因素。某种社会结构特征如果被法律所吸收，那么它的影响程度往往比较大，被告具有未成年人、限制行为能力人以及聋哑人的社会特征，其影响程度均较为显著，平均影响程度为23.9%，特别是法官对未成年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宽宥幅度均超过50%;而非法定的社会结构因素对法官裁判的影响程度几乎没有超过50%的，其平均影响程度也只有16.4%。

二是被告人自致因素的影响力大于先赋因素。通过自致社会结构特征与先赋社会结构特征比较发现，10个自致社会结构因子中，学历是大专程度、本科以上程度，职业身份是学生、白领阶层和蓝领阶层等5个达到了显著影响，轻微影响的则只有初中、高中文化程度，农民等3个，平均影响程度为21.4%;而12个先赋社会结构因子中，平均影响程度为10.2%，达到显著程度的只有女性和青少年被告人2个，其中青少年被告人还是受到了法定因素的干扰，轻微的影响因子则有10个，从总体上看自致社会结构的影响程度更大。

三是被告人自致因素的影响体现出地位越高，法度越宽的规律。本文考察的两大类自致因素学历和身份职业都有高低之分。[43]学历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不断上升，具有本科以上学历者的身份通常高于大专、高中、初中以及小学文化程度的人。职业身份则根据陆学艺的分层理论，也具有社会上层，上中层、中中层、中下层和底层之分，白领、蓝领阶层分别属于社会的中中层 （或中上层）及社会的中下层，农民和无业者属于社会底层，与农民相比，无业者由于其没有从事任何工作，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更加低下。上文的分析发现，受教育程度因素的诸因子中，小学文化程度的被告人刑罚综合指数最高，其次是初中、高中、大专，而本科以上学历者刑罚指数最低;职业身份因素中，对无业者的刑罚综合指数最高，其次是农民、蓝领阶层、白领阶层和学生。由此可见，自致因素具有社会地位越高的因子越容易得到法官偏向的规律。

四是被告人先赋因素体现出弱势群体法度较宽的规律。与男性相比女性为弱势;与中年、青壮年相比，老年和年幼者为弱势。而女性、老年、青少年的总和刑罚强度总体也相对较低，体现出法官整体上对他们较为宽宥的倾向，但与自致因素相比，法官宽宥程度比较轻微。另外，与外地人相比本地人的刑罚综合指数较低，原因在于:一方面这种因素与其他先赋因素相比，强弱势对比不太明显;另一方面可能与法官群体本身的社会结构特征有关。

（三）社会结构因素在不同罪行中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通过上文的分析还可以发现，当事人的社会结构在不同档次的罪行中的影响程度有着较大差别，被告人罪行较轻时法官比较容易受到社会结构因素影响，罪行较重时法官往往严守中立。如从被告人性别看，女性构成轻罪的被告人刑罚强度为男性被告人的68.8%，中罪刑罚强度为男性的75.6%，而重罪中女性为男性平均刑罚强度的99.4%。从被告人年龄看，老年被告人平均刑罚强度和换算值都比较轻，老年犯轻罪被告人的刑罚强度为平均刑罚强度的76.6%，为刑罚强度最高的中年被告人的68.9%，但构成中罪和重罪的老年被告人则无法得到类似的宽宥，构成中罪的老年被告反而比平均刑罚强度高。在学历中，大专学历被告人三种罪行的刑罚强度均低于平均值，但是宽宥的幅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轻罪为平均值的70.5%，中罪为91.0%，而重罪则为97.2%。这一规律还体现于其他对刑罚综合指数具有从轻影响的社会结构因子中，如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本地户籍被告人等。这一现象可能表明了这样一个规律，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案件中是有差别的，在法律处罚的边缘，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大，而在法律的核心地带，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小。

（一）社会结构因素的消极影响

虽然中国刑事司法的量刑在大体上具有确定性，但被告人的社会结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其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对法官的定罪量刑默默产生影响。即使一些社会结构因素只对判罚产生轻微的影响，对法律的确定性、公正性和社会正义观也是一种极大的挑战。而且由于其隐藏在法律背后，不易被察觉，因此，往往较难治理，从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第一，造成同罪不同罚，使刑事判决失之公正。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44]虽然“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 （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45]但是没有人会否认，法律面前平等是正义的前提条件。放任社会结构因素对量刑产生影响，必然会造成“相同或相似案件在不同法院、不同法官那里，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境况下会做出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判决结果，从而使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受到挑战，罪刑相适应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被践踏，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被忽视，司法的公正性、平等性被破坏，法院的权威性和形象被贬低。”[46]

第二，引发特定群体被告人不满，甚至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由于当事人社会结构差异的影响，同样案情的被告人所受处罚也可能轻重不一。被告人具有女性、学生、年轻、本地以及高学历等社会结构因素，那么就可能得到较为宽宥的处罚。而相反，被告人是男性，又是农民、外地人，受到的处罚就相对较重。那么，这种量刑上的差异就是对部分被告人的歧视和不公。这种不公平的判罚，必然会降低被告人裁判的接受度，容易引发特定群体的不满甚至报复社会的心理。

第三，增加法律的不确定性。由于当事人的年龄、学历、职业等方面社会结构因素的差异造成裁判偏差，就会降低法律的确定性。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如果缺少了确定性，法律的规范性和普适性下降，导致法律适用对象无所适从，也增加了一些犯罪分子滋生逃脱重刑处罚的侥幸心理。

第四，为司法腐败提供温床。如果因为罪犯的社会结构因素导致“同案不同判”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就为刑事法官滥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造成量刑不公提供便利，并且减少了法官司法腐败的成本，从而为司法腐败提供了温床。

（二）社会结构因素的引导与治理

由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刑事司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因此，对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进行控制和引导，减少其对量刑的不良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结构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往往是无意识，难以完全避免。想通过改革杜绝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不仅不现实，而且还可能在改革中损害刑事诉讼的其他价值，如违背直接言辞原则，从而可能损害程序正义等。因此，本文拟提出下述建议对各种社会结构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

第一，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力度。法官裁判文书说理的过程，不仅是将判决的理由解释给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过程，也是对所判事实或者刑罚证成的过程。裁判文书说理越详细越透彻，法官对裁判的结果理解就越深入，对加重减轻处罚的依据、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就愈加明确，判决的结果的随意性就愈小。因此，“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应当对于某一特定案件事实是如何认定，如何确定行为人的性质，如何定罪量刑，如何进行法律推理，得出判决结果的过程做出说明等，”[47]来减少量刑中的不确定性，并建议在裁判文书中公开量刑理由来限制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就量刑理由从法律和法理上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48]

第二，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一是推行量刑规范化工作。根据犯罪造成的客观危害后果，如数额、情节等因素确定一个基准刑，再明确退赔、未遂等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在基准刑基础上增加或减少的范围。在此基础上，根据犯罪的基准刑和量刑情节就可以大体给出一个确定的宣告刑，以此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上减小被告人的社会结构因素对法官裁判的影响。二是明确量刑程序，建立量刑辩论制度。建议通过“改变中国现行定罪量刑合一的诉讼体制，采纳先按传统方式主要依据犯罪行为的客观性和违法性作出是否有罪的判决，再对已被认定为犯罪的被告人依据其人格和犯罪性质适用刑罚。”[49]同时，确立辩护律师对量刑建议的抗辩权，让被告人有合理的时间和机会准备量刑意见，对量刑的事实、情节展开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以此增加量刑过程的公正性、公开性，减少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

第三，充分利用司法解释等加强案件的指导。“法律解释是对现行法律规范的含义和内容所作的理解和说明，其目的是准确把握立法原意，保证法律规范的正确施行。”[50]司法解释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之一，也是中国法官最为倚重的裁判依据。不管对司法解释存在哪些争议，司法解释确实能够起到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弱案件结构因素在裁判中的消极影响和减少量刑偏差等作用。

第四，加强案例指导制度。201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初步确立。我们国家虽然是成文法国家，但“遵循先例的原则”也依然是法治的重要原则之一。加强指导案例制度有助于规范执法行为，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指导案例凝结着优秀法官的审判方法和智慧，以其具体性和参照性为类案的裁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一般标准，约束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有助于提高裁判的可预期性，保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51]

第五，增强法官的同质化水平。要控制以及减少社会结构因素对裁判差异的影响，还必须要提高法官的同质化水平。法官具有相近知识背景、经历，有可能养成相似的法律思维和价值观念，进而有可能对相似的案件、相近的案情做出相近的裁判。加强法官的同质化水平，应当进一步提高法官入职门槛:一是设立专业学历标准。是否经过法学院的科班学习对法官的同质化水平和法律思维的养成影响巨大，因此必须以完成法学本科学习作为任命法官的前提条件。二是坚持和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法官必须在通过司法考试，甚至建议为法官设立更高的通过标准。三是达到上述标准的人，方可申请法官候选人，候选人须经三到五年从裁判技巧到社会知识等的全面研修后，再通过严格考试方得晋升法官。

注释:

[1]臧冬斌:《量刑的合理性与量刑方法的科学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页。

[2]“法律的原则---规则和原理，本身并不足以预测或解释案件是如何判决的。”[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案件的社会结构是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即非法定的量刑情节），而是由诉讼参与人的社会地位等对判决等产生影响的一些社会因素，诸如原、被告身份，法官经历、政治立场等。

[4]汪明亮:《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5]前注[2]，[美]唐?布莱克书，第2页。

[6]前注[4]，汪明亮书，第1页。

[7]这四家法院分别位于城市中心区、城郊结合部、近郊农村和远郊山区农村。

[8]笔者从J市案件信息管理里系统提取了C、S、X、Y四家法院2005年至2014年间审理的所有盗窃案件，并进行了编号，并根据社会学方法中的系统抽样方法，选择案号尾数为01的案件，共计1060件，涉及被告人共计1350人。即选择完整名单中的每第K个要素组成样本的概率抽样方法。用总体数量除以K就是样本规模。K就是抽样间距。在某些情况下，系统抽样方法和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几乎是一致的，还比较简单易行。第一个要素通常被随机选中。[美]艾尔?巴比:《社会学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11版，第202页。

[9]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阮齐林认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1999年度提起公诉、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全部案件中，盗窃罪约占1/3;其次是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二者之和约占1/3;其他犯罪案件约占1/3。在过失犯罪中，以交通肇事罪居首位。因此，掌握好这4种犯罪的量刑尺度，对于正确量刑具有重要意义。”阮齐林等:《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1999年度公诉案件量刑的分析研究》，《政法论坛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86页。

[10]王恩海:《刑罚差异性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11]白建军:《刑罚轻重的量化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第115页。

[12]白建军对各种罪名的刑罚轻重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拘役的严厉程度仅次于有期徒刑，因此，如果有期徒刑为1的话，那么，拘役则可以赋值为1-0.25=0.75。其次，管制的严厉程度轻于拘役，因此，管制应赋值为0.75-0.25=0.5。”同上，白建军文，第118页。

[13]参见胡昌明:《社会结构因素对量刑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盗窃罪为例的案件社会学研究》，《法律适用》2011年第3期，第54~59页。

[14]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根据上述两项数据加权平均得出2010年中国人平均的年收入约为12466元。

[15]前注[13]，胡昌明文，第55页。

[16]实际上，一个有过刑事违法记录的人，即使不被剥夺政治权利也不太可能担任国家机关或者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领导职务。另外，在当下，一个人被剥夺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对其本身的生活而言影响不大，而且在盗窃罪中均是附加适用，所以将其权重设定为0.1。

[17]白建军:《量刑基准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102页。

[18]前注[13]，胡昌明文，第55页。

[19]根据J市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盗窃罪量刑标准，该地区数额较大、巨大和特别巨大的犯罪金额分别为1千至1万元、1万至6万元以及6万元以上。

[20]个体指数的计算方法为:个体指数=参评指标实际数/相应指标标准值×100%;×罪权重等于犯×罪的被告人占全体被告人的比例，轻罪权重=犯轻罪人数/犯罪总人数。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2]刑罚综合指数比平均值低50即意味着该条件下的刑罚强度仅为平均刑罚强度的一半，相反，如果高50，则意味着，比平均刑罚强度重50%。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25][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版，第96页。

[26]安永强:《量刑偏差的心理分析---量刑规范化的心理基础》，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27]同上，第106页。

[28]前注[4]，汪明亮书，第256~257页。

[29]前注[26]，安永强书，第108页。

[30]参见前注[4]，汪明亮书，第256页。

[31]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0页。

[32]同上，第274页。

[33]前注[9]，阮齐林等文，第94~95页。

[34]前注[25]，[美]戴维?波普诺书，第96页。

[35]同上，第96页。

[36]邱泽奇:《社会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37]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被告人没有实施盗窃的重罪。

[38]样本里构成重罪的被告人中没有人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39]从社会学角度，蓝领阶层在整个社会只能算中下层，算不上“社会地位较高”，但是由于盗窃罪被告人整体社会地位低，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蓝领工人与农民和无业者相比，社会地位略高。

[40]其中学生的中罪刑罚为37.50，并不是各个阶层中刑罚最低的，也明显低于平均值。原因可能在于学生被告人获得中罪的被告人太少 （仅1人），刑罚强度具有偶然性。

[41]学生和白领阶层没有获重罪的被告人，但是可以大胆推测，如果这两个阶层被告人犯重罪，其也可能会受到法官的宽宥，获得较低的刑罚。

[42]此处的已成年青年是指实施犯罪和受审时均已满18周岁的被告人，青年是指实施犯罪尚未成年，但受审时已满18周岁年的被告人。

[43]这类似于统计学中的定序变量。“定序变量也称定序数据或等级数据。定序变量的数据具有某种逻辑顺序，具有高低、大小、强弱的差异，人们可以用‘>’、‘<’表示它们的关系，据此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排除顺序。”翁定军编著:《社会统计》，上海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44]参见前注[1]，臧冬斌书，第49页。

[45][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46]李晓明、陈平:《略论规范刑事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方法》，《人民司法》2004年第2期，第49页。

[47]李荣:《影响刑事判决的法官情感因素及其制约》，《河北法学》2008年第4期，第132页。

[48]参见前注[46]，李晓明、陈平文，第50页。

[49]前注[13]，胡昌明文，第59页。

[50]陈春龙:《中国司法解释的地位与功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第24页。

[51]王利明:《成文法传统中的创新---怎么看案件指导制度》，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20日，第2版。

来源：《清华法学》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