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既是对客观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对理想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社会目标的期盼。近代以来，中国曾饱受西方列强的欺辱。为了救亡图存，不少人曾经认为，改变旧中国的落后面貌，不仅需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需要用西方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来改造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苦难、焦灼的传统中国也试图以西方为镜，有人甚至要割断传统文化根源，放弃从社会内部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尝试。

虽然这种道路选择有其历史原因，但是不可否认，把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当作可以规范全人类的标尺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观念，其实质是西方中心主义思维的体现。对此，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其缺陷：“许多人想把自己的社会建设成与原来不同，同时能与西方社会相匹配的社会。在这个前提下，东方社会出现了对现代化和现代特性的追求。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常成为非西方政治的指导思想，使作为东方‘异文化’的西方，成为想象中东方文化发展的前景，因而跌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陷阱。”

经过长期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中国道路的成功，彰显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再看西方社会如今的发展现实，在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不仅在经济上陷入低迷，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日益扩大；而且政治上乱象丛生，民粹主义盛行，种族矛盾激化，党派政治只顾党同伐异却对社会问题无所作为也无能为力。面对这一趋势，西方模式开始受到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反思，西方社会也兴起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西方学者开始倡导以中国自身特色为出发点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发展模式和价值体系的伟大贡献。当今时代，中国更不可能依照西方的价值观来选择发展道路。我们更加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回应新时代、新语境下的中国问题乃至人类问题。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同时，21世纪大国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既有经济、科技等硬实力竞争，也有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的较量。在这种态势下，中国需要继续从自身实际出发，建构既能阐释和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内涵、反映中国自身的道路选择和社会发展变化，又能与西方文化及制度实践展开对话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化解西方中心主义带来的对抗，为世界贡献具有借鉴意义的思想和价值资源。

在以中国道路的成功实践为基础对西方价值进行反思的同时，我们做到了有破有立，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汇聚国家、社会、公民的力量，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具有凝魂聚力的关键作用。

中国道路既传承了传统价值观，又创立了新的价值观；既体现了中国特色，又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坚持立足中国实际、回应中国问题的价值观自觉，通过寻求传统与现代、法律与道德、国家与个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资源整合，更加自觉、自信地走中国道路，并在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促进国家、社会、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文化提升。同时，应看到，追求共享发展、包容发展和共同体价值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也符合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社会理想的价值追求，对于解决全球治理难题具有很强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也应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人民日报2017-0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