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北京大学[微博]教授李贵连应邀到日本访问研究，不仅带回了国内少见的《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11集——即“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速成科特集”(以下简称《史科特集》)，更对《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等史料作了详细考察。2010年2月，李贵连再次应邀访日，其间，获赠全套《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的电子文档，并允在中国出版，以广之于众，嘉惠学林。

近日，执中国近代法政教材之牛耳的《法政速成学科讲义录》(11卷)历经三年多的校订、编辑，终由广西师范大学[微博]出版社出版。9月20日，该书的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来自法学、历史等领域的诸多学者齐聚一堂，共话这部中国现代法政学术之渊薮的历史价值。而那段关于“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历史也成为学人们追寻、探讨的对象，对其的评说和思考于今仍有裨益。

法政速成科的创设

日本东京法政大学于1904年专门针对清国留学生设立了法政速成科。该科存在4年，对清末乃至近现代中国影响甚大。

从时间上看，“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以下简称法政速成科)的创设、兴盛乃至停办，都发生于梅谦次郎任校长期内；并且，梅氏在该速成科的创办运作过程中，是一个极关键人物。但欲究明法政速成科的创办缘起，还要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四日(1905年1月9日)清朝驻日公使杨枢呈给清朝最高当局的奏稿《出使日本国大臣兼游学总监督杨奏稿》开始。

颁布于1901年的变法谕旨脱胎于“庚子之役”，它粉碎了以往保守政客们所沉迷的制度优越感，不仅正式拉开清末法律改革的大幕，更为后续中国的宪政改革打开了尘封已久的闸门。杨枢在奏稿开篇即具引该旨，点出了法政速成科设立的宏观背景——即清末变法。

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一日(1908年2月12日)的一篇文章详细交代了当时国人渐趋政法之学的社会政治背景：甲午战败，士夫瞠目，乃讨论彼中立国之根柢，在乎政法，不在制造。变法变法之声，应时而起。中经庚子拳教之祸，外侮益亟，改革机动，则哄然大呼曰，必习政法，必习政法。而朝廷亦于其间谋教育，废科举，改法律，讲立宪，然有追步法治国之势。学人鉴此大势，相率东渡求学者，大都趋重法政一科。

据此可见，甲午中日之战给中国士大夫造成无比巨大的心理冲击，乃至经历“庚子之役”(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国难雪上加霜，痛定思痛，使以往对于政法之学的偏见渐渐消退，取而代之，便是一股“群趋东洋学法政”的热潮。

速成科之创设，具有清末变法修律的时代背景，或扩大言之，该速成科乃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法律转型的大背景下，出于储备人才、亟求新知以挽救危亡，应运而生的时代产物。

法政速成科的争议与骄人成绩

1904年5月7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一班正式开学授课，共有学员94名。然自法政速成科开办之初，围绕速成科的前途、效果，怀疑和争议就几乎没有停止过。一方面，日本国内，自法政速成科开办以来，社会上批评的声音很多，认为其有害无益，甚至有人认为法政大学之所以设立法政速成科，纯是贪图营利。批评之声甚嚣尘上，以致一贯对于世人毁誉褒贬不屑一顾的梅谦次郎，因为害怕伤及学校名誉，也无法坐视，特撰一文，从法政速成科之来历、目的、成绩三个方面加以详细解说，以图挽回舆论。

然而，该速成科第一班毕业的成绩，足可用“骄人”来形容。据梅谦次郎在毕业典礼上所言：“初不意试验之成绩，竟如此优异。此次全科受试验之总数，凡七十三名，其中落第者仅六名……诸子之试验，其成绩终如此，实非豫想所及，是实有意外之愉快。”

第一班开学时的94名学员，至毕业试验时共有73名；然在其中，仅有6名未能及格，通过率在90%以上。这样优异的试验成绩，实出意料之外，足令主事者梅谦次郎和杨枢等人感到欣慰。正因有如此成绩，在随后几期法政速成科的招生中，不断有新的学员加入，而且自费来学者比例亦不在少数。根据《史料特集》统计，及至最后一期(第五班)开办之时，学员人数达于顶峰，共有843名；综计五班学员，完成全部学业、通过试验者，计有一千余名(含特别试验、再试验合格者)，规模蔚为壮观。

这种源源不断且规模庞大的学员队伍，既显示出法政速成科的独特魅力，也从某个侧面反映出法政速成科在晚清社会中的空前影响。

这千余名法政速成科毕业生中涌现出太多杰出历史人物。其中，诸如清末某些省份的谘议局议长(如沈钧儒、蒲殿俊、梁善济、陈时夏)、法政学堂的监督(如夏同穌、熊范舆、彭守正、陈敬第、邵章)、资政院的议员(如罗杰、刘春霖、陶宝霖、易宗夔)，或北洋政府的议院议长(如汤化龙)、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党魁(如汪精卫、胡汉民)，还有国民政府的司法总长(如居正)，或著名的学者教授(如张知本、程树德)，乃至许多其他行业的杰出人士，名繁实不及备举。

放眼清末，众多法政速成科毕业生归国后，投身于政治、法律变革运动，凭藉其留学生身份，确实比那些单纯出身于本土之教育者获得了更多展露才情的机会。

如日中天时，黯然收场

早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九日(1906年3月13日)学部便已通电各省，要求各省在选派留日学生之时严格把关。从中可见，在清政府第二次考验游学毕业生前，甚至远在奏定考验游学毕业生章程前，学部就已决定停止续派法政速成科学员了。

学部给出的两点理由冠冕堂皇：其一，学习速成科的人数太多，已经足够应付急需；其二，认为速成科所学不过是“普通知识”，并非“专门绝学”。既然是“普通知识”，就应该在国内学习养成，不必到海外寻求。然在这两点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清廷不乏其他一些考虑，或者说是顾虑。

大批量的法政速成科学员通过在日本的短暂学习，掌握了一些粗浅的法政专业知识，更为要紧的是，他们不仅在国外鼓动风潮，更向国内输入了立宪和革命两大主义。然而，不管是立宪，还是革命，这两种政治主张一旦在中国知识界开始流行，在社会上不断产生反响，对于清朝这个垂死的专制政权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政治压力。所以，在清廷看来，速成科的消极作用越来越明显，有必要加以防范、规制，乃至停派学员，断其根本。

从1904年5月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正式开班，到1908年7月举行最后一班(第五班)的毕业典礼，前后不过4年稍多时间，竟能吸引数千留学生前往就学，正式毕业获得学历者达千余人，并能于归国后，在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社会、文化等方面表现突出，持续影响中国历史数十年，不能不说是近代中国海外留学史上一大奇事。

不论最终评价如何，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否认：这些法政速成科学员以有限的新学知识未必可以造就一个民主富强、和谐有序的新国家，但足以摧毁一个专制腐败、风雨飘摇的旧体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参订)

来源：《法人》201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