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刑事案例演习课上，除了与研究生们一起讨论《法律创世记》中的十大刑案，还推荐他们课下看看《烈日灼心》《魔鬼律师》之类的法律电影。而《1980年代的爱情》还没上映，刚听到这个电影名字，我就迫不及待通过微信给我的研究生推荐，要她带着自己的男朋友一起去看。因为在我的预估中，单从片名大概就可以判断这或许将是中国拍得最好的一部法律电影。

好多法科学子惊诧道，这不就是一个发生在美丽恩施的纯真爱情故事吗？与法律何干？尤其是与刑法何干？正如有位研究生在微信上留言：“这个是爱情故事，老师你也能从法律角度写个万来字？”我看完电影，的确没有找到任何凶杀强奸之类的“法律”情节，就是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但我还真想写个万把字来。谈法律之前，就先谈谈情、说说爱吧。

易中天先生在其影评处女作《1980年代的爱情》中说：“1980年代是春意盎然的，只不过，有的人有爱情，有的人没有。”其实那个年代，每个人心中都有爱情，只不过有的人成双成对牵牵手散散步，于是就有了彼此见证与回忆的爱情故事，而有的人克制得不露声色，属单相思，没有形成可供彼此共享或外显可忆的爱情。比如我，在那个年代，就属后者。

我生长在恩施下面一个极其偏远的山村—名曰老村。80年代初那地方，如《1980年代的爱情》电影中，能点煤油灯的，就属于当地的富家子弟了。像我家点不起煤油，就只能上山砍油脂丰富的枞树枝晒干了当油灯点，在摇拽的微光下，或学习，或劳作。不过再苦逼的自然环境抑或社会环境，也抹杀扑灭不了人性中的爱情之火光，那时甚至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就会在盎然春意的激发下，有懵懵懂懂的爱情感觉或想象，同学之间彼此传讲着：你喜欢这个姑娘，她喜欢那个同桌。

我小学一年级值得回忆的“爱情故事”比较重口味一点。有一次我到外婆家去参加七大舅八大姨什么的一个婚礼，亲戚从四面八方爬山涉水云集而来，一道贺喜、吃酒、哭嫁、送亲。其中来了一位远房二舅年方十八的大女儿，在人群中亭亭玉立，天生的两朵红云浮现在洁白如雪的脸上，如一朵青萍荷花绽放于微微荡漾的湖水。连她的名字“春秋”也是那么诗情画意，“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我想就是回到唐伯虎时代，秋香姐的魅力也不过尔尔。我像一只小蜜蜂围着她转，一口一个“春秋姐”叫得欢，她叫我端茶我就端茶，叫我递水我就递水。按土家人的习惯，通常爬山涉水来吃酒的客人会被主家留下，分散到邻家过夜。

客人们围坐在火塘熊熊的柴火边，洗脚聊天烧洋芋，等待吊脚楼的主人一个个分配歇处。活泼开朗的春秋姐突然大声笑问我：“你喜欢我吗？”我说“喜欢啊”。“那好，你今天就跟我睡。”顿时火塘周围的大人们爆发出一阵阵坏笑，个个都附和春秋姐对我说：“你敢不敢啊？”我知道这些舅舅姨姨们不怀好意，想故意拿我这个小孩打趣开涮。大人们原以为我的反应是羞红脸，或者哭鼻子，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却不料我居然顺杆爬，满口且满心地答应：“好啊，好啊。”于是那晚假戏真做，我如愿以偿，与大美女姐姐和衣挤一个床，心里美滋滋的。

春秋姐可能早把这个没长大的小男孩忘了，“同床共枕”的故事也就是大人们一笑而过，或多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而已。她不会知道，在她身上有种令人伤感的美丽，勾走一个小男孩的灵魂，撑起了他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向往、想象、梦幻与追求，内心似乎隐隐有了一个深深埋藏的信念：努力读书走出贫瘠的大巴山，功成名就后就娶她为新娘，让她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后来这个小男孩真的一步步艰难地从村到乡，从乡到县，从县到州，终于从恩施州高中读了出去，到省城读大学、研究生，当了法学教授。

小男孩一路走出去，越走越远，越长越大，沉沦在世俗情欲的大海中，在灯红酒绿里阅花无数，甚至一度“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但他内心深处却似乎老有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停留在1980年代，不曾遗忘春秋姐留在他心底的那人间尤物的美好形象，魂牵梦绕。

偶尔会从家人聊天中听到春秋姐的消息：结婚了，好像生了龙凤胎，离婚，再婚，没有其他消息了。她的命运多少有点红颜薄命的感觉，于是那个我里面小男孩的心，多是又酸又苦说不出的味道。可叹那朵“沙仑的玫瑰花，谷中的百合花”静静的被风摧残凋谢，无人为她唱出“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的雅歌。世间总有些事，有些人，你爱莫能助，还不能对人诉说。

而《1980年代的爱情》替80年代的男人说出属于自己的“幺妹子与放牛娃”爱情故事：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叫“成姑娘”，有意或无意中用自我牺牲，成就了一个男人志在四方的事业梦想，却把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凄苦的大巴山里。其实每个男人心中，或许都曾有个“成姑娘”。无论她在哪里，无论她在还是不在，无论她是真实的，还是从《大众电影》杂志剪下来贴在墙上的美女画报，想象中的梦中情人，但只要一回想她这个人，你就会像电影结尾中的男主角小关一样，再也无法抑制深藏内心的暗涌，无声的泪水止不住，如泉涌流，如雨而下。

这并非矫情，当我看到乡长说出“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喜欢写点花花草草”这句台词时，突然明白一个道理：是的，假如中国还存有一个知识分子，那么这个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区别大概就在于，当所有人都去“闷声发大财”时，或在隔壁观看《碟中谍》大片，狂欢娱乐至死时，有一个他，孤独地坐在电影院里，观看、回忆《1980年代的爱情》，像个单纯的小孩子，为无疾而终的爱情而默默流下伤感的泪水。

当然，一个法学教授借《1980年代的爱情》，回忆说出自己的“1980年代的爱情”故事，纵然谈春秋风花雪月有多么煽情与浪漫，也还是与板着面孔一丝不苟的法律抑或血淋淋的刑法形象无关。是的，电影中的爱情故事与法律无关，但恰恰就是这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否定关系，在极端条件下或特殊时代、国度背景下，二者之间会形成一种潜藏的内在肯定关系。福柯曾感慨中国人怪异的思维，比如康熙字典会把动物分为猪、麒麟、打破水缸的豪猪。于是这种陌生的词与物的非逻辑组合并列就会让人发笑，就好像看见一台缝纫机与一把手术刀严肃地摆在一起，也许会产生奇异的诗意火花。

注意，解开《1980年代的爱情》电影密码的关键词，就是“特殊的国度”“特殊的年代”。很奇怪的现象，近些年电影院公映的诸如《小时代》《滚蛋吧，肿瘤君》等叫好或不叫好，但非常卖座的爱情片也不少，而唯有《1980年代的爱情》格外受到知识分子、精英人士以及公知人物的青睐。各界大腕们不约而同纷纷为其背书站台，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我欣赏的文化红人易中天先生，甚至破例写了影评献给《1980年代的爱情》。显然，知识分子这种“集体反常”现象，应该不是媚俗地喜欢电影中恩施的好山好水好富硒妹子，而可能是电影中的某种情怀，某种藏而不露暗渡陈仓的纯美思想，触动知识分子软弱的心，让知识分子一看到“1980年代的爱情”这片名，就会又是兴奋又是悲伤。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说：“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历史。对艺术来说，没有什么比堕落在它的历史之外更可怕的了。”对于一个特殊的国度来说，因为某种人所共知的原因，国产电影较少触及或反映某些特定历史时段中的事件，比如，《芙蓉镇》之后，很少再有哪个导演拍十年动乱、三年自然灾害抑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电影，而《天浴》《天注定》等1980年前后的时代主题，都只在知识阶层有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本片导演偏偏将共和国治下的中国人的纯美爱情时代，定义在1980年代的十年，而不是之前的三十年，抑或1990年以后的岁月。截取的历史时间段，才是有意思的关键问题。正如易中天先生隐晦地说：“了解这些时代背景，才看得懂《1980年代的爱情》，无论是书还是电影。”其实，准确点说，不是要了解电影中在场的80年代的十年背景，而是要了解这十年之前，之后的时代背景，不在场的时代背景。否则，80后大学生以及其他年轻观众，就不会懂得电影中那个乡政府厨师，原来是小学老师，说出自己“因为书法好帮他人抄写大字报被打成右派挨整”台词意味着什么，也不会理解成姑娘口中的老爸，“一个桥梁工程师因为反对他人批斗自己老婆的小资成分问题，也成为严重犯罪问题，流放在恩施一个山顶上做篾匠劳教犯”意味着什么。

就好像当小关去看望成老爸，没话找话，夸他编织的鸟笼很精致时，满头白发一脸沧桑的成老爸回答，“再精致也就是个鸟笼”，有多少年轻人能体会到这句台词所隐含的政治法律含义。电影中没有血腥混乱的批斗镜头，只有两个配角人物人生背景一笔带过的几句台词交代，却足以让经历或理解那个被伟大领袖称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时代悲剧的人看得懂。当然，也能让那些没体验或不了解真实历史的现代年轻人，还以为那个噩梦般的红色年代是多麽的激情浪漫，只恨自己迟生几十年呢。

原作者土家才子野夫，是有“野心”有思想的人。若是有心人，就会发现《1980年代的爱情》中几乎每一段对话，一句歌词，乃至于一个无声的镜头，如风雨桥上挂两人中间的那个静默的灯笼，抑或远景中一个戴帽子的养蜂人，其实都是双关的，有深义的，让看得懂的人看懂，让看不懂的看不懂。当然，作为一部好电影，毕竟不是写论文，太直白，反而失去电影艺术的本性。借用电影中小成对小关的对白说：“水过三秋，有些话就像梦一样，说破了，就剩一地碎片。”

爱情、性爱、身体保健，这些现在看似属于个人私密之事，在特定国度特定时期，会与公共场域的政治、权力、法律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1980年代，学校广播每天传来“为革命，眼保健操，现在开始”，我就从来没有怀疑过“眼保健操”与“革命”有关系。现在想想这广播也真有道理，当国家需要你去革命的时候，近视眼怎么能瞄准敌人开枪呢？在这个意义上讲，多数知识分子，不必动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政治大道理，或许单凭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这一条客观标准，就足够在特定时代定个不支持革命的“反革命罪”。

卜伽丘在《十日谈》小说中用性与爱的描写与赞美，向奴役统治禁锢思想的封建教皇权力开炮，开启了西方近现代文艺复兴的大门。奥威尔在《1984》这本反极权的经典名著中说：“每一次做爱，都是对专制的一次反抗。”无怪乎易中天评论说：“爱，是可以和能够被剿灭的么？希特勒来，恐怕都不行。”当然，我注意到《1980年代的爱情》中的恋爱场景与性爱没有直接关系，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表现得相当的克制，躲躲闪闪，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都是通过暧昧的话语与温情脉脉的眼神传递爱意。这倒不是因为中国文人谈恋爱调情向来如此风雅，即使如著名的《浮生六记：闺房记乐》中所载，文人调情，也是可以上下其手摸索的，只不过“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无意间耳，拥而狂探，田舍郎之所为也”。

你不理解人啦，文人的摸索在于有意与无意之间。一把抱住，狂摸过瘾，那只是种地不识字的农民干的事。由此我们得明白，电影中看起来很美很纯的恋爱关系，并不是人性的自然表现，也不是什么可夸口的文人风雅气质，而是因为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像一头不知潜伏在什么地方的狮子，睁大眼睛，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两个恋爱中的人，就是彼此没想到真要干什么，也会小心谨慎，若即若离，保持特定距离。

男女主角在清江河边相隔八尺聊天的一场戏，导演就在远处安排了一个似乎毫不相干带着帽子，看不见真容的养蜂人。在小关去小成家里洗澡的那场戏中，同样有一个偶然或者必然出现的村民在外使劲敲门喊“成同志开门，买东西”。而风雨桥上挂在两个恋人中间的灯笼，其实有无声的语言为图画配词，“老大哥在看着你”。“停电了，要不要点煤油灯”的那场戏，同样有不在镜头中的“老大哥”的权力眼睛。“你看，就是电灯灭了，还有炭火照着我们，可以让你看见，我们没干什么。”

用现在的话说，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就有无处不在神奇的“朝阳群众”，你看不见如天使的他们，他们却看得见你。一有他们认为出格的情况，诸如牵手、拥抱、摸索什么的，“老大哥”与“朝阳群众”就会在你想不到的地方，以想不到的方式现身。不说从刑法上定人一个流氓罪，至少在政治上就算是摊上大事儿了。即使两人刻意保持身体的距离，在代表公权力的乡长眼中，也还是“走得太近”，所以给小关一个侧面的警告。

那是一场严肃认真而又荒诞可笑的戏。小关水土不服拉肚子，冲进简易破旧的蹲坑茅厕，不巧自己的领导乡长正在蹲坑，小关只能尴尬地并排蹲下。乡长憋着气开口就问“吃了吗?”“吃了。”“谈对象了吗？”“谈过一个。”“谈对象，还是要依靠组织。我听说你和供销社的小成走得很近，这姑娘不错，就是家庭背景有点复杂，个人的事情还是要谨慎。”在臭烘烘的厕所，乡长的几句严肃话，一下子戏剧性地凸显出特殊时期组织权力的触角，以关心爱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名义，强行雄起伸到了他人的衣食住行中，而不管此人的内心尊严何在。

爱，这种纯洁的事物，一旦沾上了臭烘烘的政治强权，就会被彻底的毁坏。那感觉，就像有人当着你的面，把你所心爱的金汤勺丢进粪坑，然后捞起来用十块肥皂冲洗干净还给你，要你接着喝汤。洗的再干净，你也会想吐。两人的恋爱，之所以保持着不正常的距离与克制，那是因为霸道的公权力无界限与不克制。用自创的刑法格言说，刑法丧失了谦抑性，就如人丧失了良知。

我们可以看到，那条清澈如镜的清江河，在电影中出现很多次。在河边，小关内心响起的“河水暂时隔断了我们，就像隔断了一个今生”的独白，小成聆听的“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的歌词，小关送给小成诗集中划线的诗句，“当宽阔的银河冲开我们，你还要耐心地等我，扎一只忠诚的小木筏”，暗示或象征着那河水就是看上去很美，却无孔不入任意肆掠泛滥的公权力。就像那古老的牛郎织女爱情故事一样，若组织上开恩，两人就可以鹊桥相会，若组织上不开恩，就只能永隔银河。

恋爱，不再是一种人人天生具有的权利，而只是掌握在组织手中的可控制可分配的稀有资源。我们看到，在那个被雍正皇帝开恩赐名为“恩施”的优胜美地所发生的唯美纯真的爱情故事，在组织的关心爱护下，注定会以悲剧收场：小关被组织派往城市发展，小成留守山村，嫁给一个司机生儿育女，几年后老公死了。寡居的小成在几年后为了帮助失败落魄的小关，再次点燃他内心的爱、希望与信心，在一次同学聚会酒后与小关发生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性关系。小关被爱重新激发，果然北漂闯出名堂，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回去再找小成时，却只能参加她的丧礼，小成患绝症而死。

世界就是这样，在我们充满希望，以为我们爱恋的对象会一如既往的等着我们，指望有一个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却突然患了绝症而死，给人心理巨大的打击，徒留一段不那么完美却是曾经让人充满希望、信心的回忆。失去恋爱对象的我们，即使外表再光鲜华丽，也恍惚一夜之间失去了灵魂，一蹶不振，失望透顶，痛哭流涕。

对电影中小成的突然死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诗人会解释为他所爱的诗歌的突然死亡，思想家会解释为他所爱的自由精神的突然死亡，电影人会解释为电影艺术的突然死亡，大学教师会解释为他所爱的大学精神的死亡。而对一个法律人，会解释为他所爱的法治精神的突然死亡。对我而言，1980年代的爱情，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没有法律的故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法治命运的故事。

1978年拨乱反正所开启的，的确是一个春潮涌动的春天，曾经给人对国家与民族美好未来的无限遐想与盼望。从高校教育角度看，1980年代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复兴时期。从法治角度看，这是一个法制体系逐步建立，基本的法治价值与精神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认可的黄金时代。法学学子逐步接触到贝卡利亚、卢梭、霍布斯、耶林、哈耶克、帕克等近现代西方法学思想家，知道了一些公认的政治学或法学命题，诸如人性是恶的，官员是会腐败的，政府是会说谎的，人是有尊严的，权利是天赋的，人权是要保障的，权力是要制约的，权利是要斗争的，法律是神圣的，法律无信仰是虚设的，宪法是至上的，抓人是要依法的，房子是不能乱拆的，司法是要独立的，法官是要中立的，律师是不可少的，罪刑是法定的，罪犯是不能被逼供的，死刑是要废除的，言论是无罪的。

虽然1980年代从国外翻译引进的法学名著，编者译者总免不了添上诸如“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官话套话，但学子们基本上没把这话当回事。年轻学子的灵魂一下子就被其魅力所吸引，如饥似渴的爱上了这些理念思潮。这让我想起有首流传很广的儿歌《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待，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走过了一村又一寨，小和尚暗思揣，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老和尚悄悄告徒弟，这样的老虎最呀最厉害。小和尚吓得赶紧跑，师傅呀! 呀呀呀呀，坏坏坏，老虎已闯进我的心里来心里来。”法治、自由、平等、博爱、诚信、人权、宪政等价值观，就犹如老和尚口中所描述的“女人老虎”，事实上不仅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只是这个法治的春天只维持了10年。此后反这反那的意识形态运动一波接一波，让曾经对法治这位纯美姑娘充满憧憬的法律人，“等得心儿碎”。

当今法律是制定得越来越多，刑事法网越织越密，政府部门权力越来越大，人民的某些自由空间却越来越小。一些刑事立法、网络立法、反恐立法或者某些司法解释抑或司法实践，明显置罪刑法定与保障人权等法治原则于不顾。就像小关在河边捞起的那张鱼网，是如此的细密，连没有长大的小鱼都要一网打尽，令人窒息。也难怪小成看到渔网上挣扎的小鱼，睹鱼思人，伤悲不已。当法律变成了强权政治的工具，甚至打着法律的旗号反法治，那种立法及其司法实践即使可以达到令人噤若寒蝉的效果，却得不到普通民众乃至司法者的认同与信仰。

于是“信访不信法”、法官离职潮，乃至当事人刀捅法官的奇葩现象层出不穷。也难怪张伟法官评论到，这几刀“撕开了法治的裤裆，让我们再次看清法治那玩意儿原来是如此疲软”。其实法治精神的实践，向来是一种实实在在可感知的状态，与宪法这张写满人民权利的大词宣告无关。法治实践是不可能画饼充饥的，法治之饼画得再大，口号喊得再响，没有实在的干货真货，饥饿的肚子就要咕咕闹革命。法治就像纯包谷酿出来的土家美酒，喝的人一旦得了味，内心就有了好坏真假的标准。

酒鬼小关后来去小成那里去买酒，一尝试就知道是掺了水的假酒。同样，对于已经尝到法治精神之甜美的法律人而言，你说要法治与德治并举，法治与人治并行，抑或司法要进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之类的三统一，那就好比影片中“在茶里掺点酒”，酒鬼小关喝起来，必然感觉到味道不正。法律，就像一只漂亮酒瓶中的酒，若装的不是原汁原味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诚信等基本信仰精神，而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就会怎么喝怎么别扭。只是我很奇怪，很多法学学者居然大赞其口。

这让我突然想起张艺谋的成名作《红高粱》中有个情节：赖皮“姜文”为了侮辱酿酒师，在刚出炉的红高粱酒坛里当众拉一泡尿，这坛酒就神奇地变成了绝味的红高粱美酒，享誉全中国。不能不感叹这个电影故事情节编的有想象力，挺好看的。其实照这个逻辑，《红高粱》抗日结尾的故事还可以接着改编下去：日本鬼子来了，姜文往酒坛里拉泡屎，一点爆炸，满世界的红色，居然神奇地配制出原子弹，提前好几年解决了日本鬼子，解放了全人类。当然电影允许有，也必须有想象与虚构，只是法治实践的感知是无法被虚构的，因为人每天同权与法打交道。鞋子合不合脚，穿鞋的人最有感觉。

正是在这个的意义上，作为一个法律“外行”的易中天先生，才会若有所思的评论与感慨：“这不是怀旧，是纪念，是土家族的跳丧。山花寂寞地开放着，叫春的猫儿依然恬不知耻。”原来早在十几年前，春天里的那个纯美的成姑娘，与其说是得绝症而死，不如说是绝望而死，余下的不过是棺材前喧闹的土家跳丧，一曲《春祭》丧歌而已。《1980年代的爱情》传唱的是感人的“恩施情歌”，如人间世俗的所有爱情一样，却只能写在死亡的底板上。

不过幸运的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曲智慧的所罗门王所写的“雅歌”。与土家幺妹牺牲自己，成就放牛娃的绝望爱情故事不同，《雅歌》讲的爱情故事是：一个为佳偶舍命的牧羊良人，死而复活之后，升上天父上帝施恩的宝座。这个良人虽然暂时与地上的新妇离别，不知具体什么时间再来，却有“我必快来”的不变承诺，给耐心等待他归来的新妇永远的喜乐与盼望。如果这个世界的爱情是令人绝望的“恩施的情歌”，不唱也罢。我们何不唱一唱那一曲给人信、望、爱的“施恩的雅歌”？

曾是犹太律法师的保罗说“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爱是法律的圆满（完全）”。中世纪著名法学家阿奎纳说：“法律的完善实行，有赖于爱情的诚切。”当代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无信仰，则形同虚设”。如果这些命题是成立的，那么我说“《1980年代的爱情》是一个法治信仰的故事”，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