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隆重气氛中，8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对依据2015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正在服刑、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作为1975年第七次特赦以来时隔四十年之后人民共和国的第八次特赦，以及现行宪法规定特赦制度33年以来的第一次特赦，此次特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尔雅·释诂》释“赦”为“舍也”，郭璞注：谓放置也，《易》云：“君子以赦过宥罪”，即是对罪或刑的宽免。西周就有“三宥”、“三赦”之法，春秋时，对过失与可疑之罪可以考虑赦免。《史记·秦始皇本纪》批评嬴政，“于是急法，久者不赦”，认为是暴政。2000多年来，审慎、宽宥与容恕，一直为我国法制所强调，也是为政以德的体现。新中国前七次特赦，除第一次既包含战犯又包含普通刑事罪犯外，另外六次都是针对战犯，人民共和国肇造之初，就表现出了宽阔的胸怀和宽容的精神，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国外，因庆典纪念，为社会和解，对某些服刑罪犯实行赦免，也已成为通例。

特赦并不“特”，它为我国宪法所确立，并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得到细化和补充，是法治社会的常规实践。根据宪法，特赦决定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由国家主席发布，并经司法和执法机关实施，体现的是宪法权威和法治精神。而此次在胜利纪念抗日选择特赦，更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人道精神。特赦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旨在凸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主题，体现本次特赦的历史意义；特赦参加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部分服刑罪犯，是对他们为国贡献的承认，符合本次特特赦的目的；特赦年满75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不能自理及部分犯罪时不满18周岁、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不足一年的服刑罪犯，体现的是我国矜老恤幼的传统及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特赦的宽容，彰显我国法治的进步与治理的精细。通过对不予赦免的贪污受贿、严重暴力、危害国家安全、涉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累犯以及未成年人的几种严重犯罪的甄别；通过对建国以来开展特赦的有关资料和文献的查阅；通过对一些国家进行特赦的规定和做法的比较；通过对部分拟给予特赦的服刑罪犯的档案资料的研究；通过组织有法学专家和监狱管理部门参加的论证会；中央有关部门对此次特赦部分服刑罪犯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严格了特赦范围，契合了特赦主题，突出了特赦对象身份的不可攀比性和特赦条件的客观性，最终由立法机关依法审议通过；不仅体现了政治上的审慎稳妥，还彰显了法治上的程序正义。

《尚书·舜典》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孔子也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平宥恕是我国传统法治的追求。无论是过去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还是现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追求的也都是“理直刑正”，最终实现消弭狱滞，海晏河清。变化因时、取适于时，方能“事适于时”。但从历史经验和国际比较来看，赦免制度并非都能成功实施或取得良好效果。2013年，为推动政治和解、矛盾化解，泰国曾由下议院议员沃拉差提出特赦法案，但因反对派尖锐抗议，不仅遭上议院全票否决，还导致严重政治争端。成功的特赦体现政治清明、社会和谐、上下同志；失败的特赦则暴露朝野纷争、社会分歧、矛盾尖锐。故而在现代社会，特赦必须是依法进行的政治决策，它的成功实施，既需要强大的政治动能，也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国的这次特赦，将不仅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步，也是法治发展成果的一次成功展示。

“以大度兼容，则万物兼济”。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特赦部分服刑罪犯，不仅是实施宪法规定的特赦制度的创新实践，也是我国开放、民主、文明、法治大国形象的生动展现；不仅符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法治理想，也体现我国矜老恤幼、慎刑恤囚的人道传统。特赦的成功实施，将有助于形成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有力的感召效应，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以法治进步对政治自信的彰显，是以伟大抗战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主题，对人民共和国66年来所取得实实在在成就的生动阐释。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