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把宽容看成是人类“永久的和平”的保证，而考夫曼更指出：“宽容在今日世界，乃至于明日世界是一个人类的命运问题甚至存活问题。”

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讲述了他担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期间，如何引领南非人们在揭露昔日种族歧视暴行的同时又与那些愿意忏悔者达成和解的经过。今天我们都知道正是这场疗救祖国的运动挽救了新南非，但看过该书，才知道和解是多么的不易。不要说受害人克制住“复仇心切”的心理需要做多少工作，就是加害人要作出真诚忏悔又谈何容易。在那旷日持久的和解过程中，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员们充当的不仅是“洗碗机”，更是“吸尘器”，把所见所闻的痛苦和创伤吸入自身，致使他们都成了“受伤的疗伤人”。正如图图所说：“我自身的疾患似乎生动地证明了，让创伤的人们康复，其代价是何等沉重。”

尽管德里达主张，最高境界的宽恕应是宽恕那不可宽恕者，“如果只宽恕那可宽恕者，就没有真正去宽恕”，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被宽恕者能够真诚悔过，那就给和解创造了好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西田几多郎指出：“罪恶是令人憎恶的，但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悔罪更美的了。”也正因此，图图主教认为，不仅是宽恕者，而且还有道歉者，他们都是坚强而非软弱的人。

宽恕需要坚强，这一点都不错。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就说过：“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可以想象，曼德拉对种族歧视者的愤恨有多强烈，如果不是用坚强的理性去压住心中的怒火，那么他当上总统后很可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最终也可能毁灭自己。所以，宽恕也是一种自我拯救，它可以将一个人从往昔灾难的阴影中拯救出来，与无情的历史和解。

《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在偷走米里哀主教的银器后被警察抓获，但主教大人善意的谎言使冉•阿让幸免牢狱之灾。米里哀主教的这一宽恕令冉•阿让十分感动，从此洗心革面，后来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直至当上市长。按照解构大师德里达的观点，米里哀主教的宽恕应视为一种善良的对法律的背信。所以，保罗.利科认为，宽恕“不仅是一种超法律价值，还是一种超伦理价值”。

不过，宽恕与法律也有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拉德布鲁赫就把宽恕看成与赦免相关的一个概念，指出“赦免使与法律无关的价值领域兀立于法律世界的中央，比如宗教的慈悲价值、伦理的宽恕价值。”

宽恕之所以为人类社会所必需，是因为人人都难免有过错。圣经里有一个故事，法利赛人把一个通奸的女子带到耶稣面前，准备将这女子用乱石砸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过罪过，就朝她扔石头吧。然后，法利赛人羞愧地一个个走了。

我们之所以提倡宽恕，是因为被宽恕的人也是人生的不幸者。圣伯夫曾言：“假如我们可以洞察所有人的内心，那么人世间又有谁是不可同情的呢？”

一个人自己可以宽恕自己吗？可以的。黑格尔和勒维纳斯都是把自己作为他者来宽恕的，如果自己不宽恕自己，自我构成的过程就会停止。当然，宽恕自己的前提是能够严于解剖自己。

一个人可以代替他人去宽恕人吗？德里达有过这方面的困惑：“宽恕时有背叛他人的危险”。但他马上又解开了这个困惑，“我应该为了公正去请求宽恕。”更何况宽恕那些真诚悔罪的人，想必天堂里的死者也是会同意的。

宽恕有个人美德的因素，更有社会文化的因素。2000年4月，四名中国青年在南京市金陵御花园，杀害了中德合资企业外方副总经理普方一家四口，被我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然而，这个判决，却遭到来自死者家属和德国政府的异议，他们请求中国法庭免罪犯一死。就连与此事无关的葡萄牙、法国、瑞典等国政府，也与德国政府一起联名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一请求。当时听说此消息，自己竟难以置信。但就在前不久，我又亲耳所闻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中国留学生在欧洲杀死了自己的挪威籍女友，然后回到北京，被警方抓获，结果挪威受害方居然向我这个中国刑法专家请教，怎样才能救该男子一命？当我告诉对方被害人家属的意见很重要时，他们马上说，他们不希望判他死刑。

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也有。2008年，河北青年宋某因债务纠纷刺死马某，马某的母亲在伤心之余，却想到“枪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顶命我儿子也活不过来了……救他当行好吧”，结果法官采纳了她的求情，免对方一死。我当时发表文章称这位母亲为“伟大的母亲”，并援引纪伯伦的话来赞扬她：“伟大的人都有两颗心，一颗在流血，一颗在宽容。”

当然，宽恕，或者宽容，并非无原则，更不是要纵容。伏尔泰在《论宽容》中早就指出：“虽然在《旧约》中有许多表示宽容的例子，但是也有严厉的事例和律法。”就连倡导“无条件宽恕”的德里达也承认：宽恕问题总是关乎有限的存在，即使是无条件的宽恕，其本质也应该是有限的，是“只此一次”的。

（原载《检察日报》2010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