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公益诉讼的不断涌现，公益律师这一群体也逐渐落入了公众的视野。在公众眼里，这个群体通过发起具有超越个案意义的公益诉讼和公益上书等法律行动，挑战不合理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揭露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普遍存在的各种歧视行为、乱收费行为、逃避税收行为、政府失职行为，并且试图通过对相关法律程序的运用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促进法制的完善。由于这些法律行动带有鲜明的公益性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社会的声音，因此公益诉讼以及作为发起者主体的公益律师日益受到公众的瞩目乃至媒体的追捧。

 

在目前这个经济快速发展而利益却日益分化时代，各种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强势的垄断组织、公司、企业漠视公民个体权利和利益的现象层出不穷，政府失职失责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而各种传统的法律和政治途径却又经常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迫切需要寻找表达自己声音的新的渠道，也迫切希望有人敢于站出来采取切实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应运而生。公益诉讼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直面社会问题、表达受到政府忽视的公众声音，并通过坚持不懈地利用法律本身达到既张扬法治的价值又实现理性社会变革的目的。

公益诉讼在性质上主要是一种法律行动，因此参与者主要是受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律师、法律工作者、法律研究人员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公益律师”。公益诉讼的兴起和公益律师的涌现既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渴望法治，并试图通过利用法律的行动来维护法律的价值，也说明人们不再把法律程序仅仅当作是维护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工具，而试图把它改造成为一种维护公共利益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强有力手段。在公众和媒体的大力声援下，目前的公益诉讼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发起公益诉讼的行列，它所具有的鲜明的公益性、广泛的参与性以及日益增强的相互呼应性越来越表明它正逐渐演变为一场自觉的法律运动和权利运动。尽管目前的公益诉讼在法律上取得的效果还相当有限，但这并没有妨碍公众对它的支持，因为在公众的眼里，公益诉讼这种挑战行动本身就具有远远超越个案价值的社会意义，公益律师们所展现的坚持为法律和权利而斗争的精神更是成为展现社会理性力量的有力象征。

然而，无论公众赋予了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群体怎样的道德光环，都无法改变某些冷冰冰的社会现实。目前的大部分公益诉讼都很难在法律上获得胜诉，即便部分获得良好结果的公益诉讼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舆论宣传的功劳；还有大量的公益案件从一开始就被法院拒之门外，最终无声无息、无疾而终。可以说，对于很大一部分公益诉讼案件而言，其发起本身或诉讼的过程都只能证明目前法制的苍白、政府的失灵和法院的脆弱。从目前公益诉讼的类型上看，目前的公益诉讼最主要集中在消费者权利保护领域；公民权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主要还局限于环境权、平等权和教育权这几类政治敏感度相对不太高的领域，而涉及政治权利的公益诉讼则仍然难觅踪迹，这说明公益诉讼的法律空间和政治空间仍然相当有限。此外，公益诉讼这类法律上并不有效的法律行动被媒体和公众热捧本身也反映了目前通过政治参与途径维护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的渠道不畅的现实。

对于公益律师而言，其发起公益诉讼的行为本身也经常会充满悖论或令人困惑。作为法治价值的维护者，他们一方面主张要坚持理性的精神，坚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却对现实法制系统的有效性充满怀疑，以至于经常不得不通过诉诸媒体这种法律之外的手段寻求合理的结果；更为不幸的是，经验几乎总是证明，对于公益诉讼而言，可以指望的总是媒体的力量而不是法院的审判。作为法律职业者，公益律师们一方面坚持要在尊重现有的政治秩序下寻求通过法律的理性纠纷机制，但另一面却又不得不经常面临被过分政治化的危险，因为在有些人看来，公益律师总是无事生非的麻烦制造者。作为公共利益和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公益律师们愿意为此而牺牲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发起各种类型的实验性公益诉讼，但其结果却不得不承受法院的如下指责：提起明知不能通过法院或现有法律解决问题的诉讼，既浪费了目前有限的司法资源，也削弱了法院的法律权威。

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目前的法治环境既给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群体带来了困难或困惑，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群体的迅速发展；公益诉讼和公益律师的局限性也与其独特价值同时存在。在我们这个充满生机却又问题丛生的时代，人们对于实现社会变革的途径充满了不确定性感，然而公益律师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始终坚持一种理性的精神，无论对于现实多么不满，都始终坚持在尊重现有政治和法律秩序下逐步解决问题；始终坚持一种实践的态度，面对不合理的法制现实决不只是无病呻吟，而必须采取切实的行动；始终坚持一种革新的精神，坚持通过运用现有的法律寻求法制的完善、权利的扩展和社会的变革。公益律师们这种坚持通过法治实现社会正义，通过个案逐步推进社会变革的精神应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可贵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