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是以研究为职志的人，要当好研究者，应当清楚研究什么？怎样的研究才是较好的研究。对此，我个人认为：

一、研究始于观察。一个研究者应当对大事小情，充满好奇，目光敏锐，洞幽烛微，视角独到，深刻至理。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研究提出力学原理，段元星基于长期观察而发现新星，等等，都是例证，可以说，没有观察就没有研究也没有发现。这相当于王国维所说的治学第一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二、研究成于概括。一个研究者应当具有很高的概括能力，合众为一，由特殊到普遍，从现象到本质，通过对所观察到的纷繁复杂的自然社会现象进行概括抽象出一般的范畴、定理和规律，具有理念性和理论感。研究在于概括，概括才有思想，有思想才有理论。这是研究的关键所在，也是研究的成败所在。达到这一点，就是成功的研究，高明的研究，这相当于王国维所说的治学第三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切有所发现的研究其实都在“寻找那人”—一般性的范畴、定理和规律。

三、研究归于实践。一个研究者应当是一个实践者，概括抽象出来的一般性的范畴、定理和规律具有实践性和解释力，能够实际应用，可以解释和解决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这是研究的终极目标，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许多重大的研究都体现着上述三点。

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的观察，一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一是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的这两大发现，被概括为“历史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它们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和重大的实践价值。历史唯物史观的核心是发展生产力，提高效益，增加财富；剩余价值论的启示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要公平，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实践证明，效益与公平是任何社会发展的两个核心问题，任何社会发展都必须正确处理效益与公平两者的关系。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分工，分工要求交易，交易产生效益。但科斯的疑问是，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还存在企业呢？因为企业的内部恰恰是没有分工和交易。科斯经过参观许多企业，终于发现，亚当•斯密在２００多年前所指出的经济体制与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虽然分工能够提高效益，但是，人们要进行专业分工，他们就必须能够顺利地进行交易，但进行交易会产生所谓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对经济体制运行有深远的影响。而企业的建立可以避免市场交易，在企业中，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交易被取消了，资源的配置由企业内部的权威决定。科斯找到了企业存在的原因主要是节约了交易成本。此后，交易成本这一范畴被广泛运用，能够解释和解决许多社会现象，并且不断得到发展丰富，如继起的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张五常等人的理论，可谓开宗立派。

不仅理论研究如此，就是带有研究性质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作家总是通过对生活的观察，领悟到人生和社会哲理，然后通过文学创作塑造人物、展开情节、铺陈故事，最终晓以大义，警世喻人。如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他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和其历史观集中体现在卷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头渔樵江诸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鲁迅的《阿Q正传》，“写出画出了我们国人的魂灵”，这就是中国农民在长期封建专制和精神奴役下所背负着的精神枷锁及其最大的性格特点——“精神胜利法”。在长期的压迫、奴役、排挤、歧视的环境中生活，人们只能自我解嘲，自我放松，自我安抚，自有信心，自我偷生，如果不这样，自暴自弃，自加压力，自寻烦恼，自我消沉，自取灭亡。从“怒其不争”来说，“精神胜利法”是国人的弱点，但这也许是对国人的苛求，即使对于今天或许将来的国人也不能如此苛求他们怒而必争，揭竿而起。对于绝大多数生活艰难困苦的国人，从“哀其不幸”来说，“精神胜利法”是一种无奈的活法，甚至是一种生存智慧。

无数研究证明这是研究的一般规律，可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