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晚，应法国大使的邀请，前往大使馆参加大使先生为法国前司法部长、前宪法委员会主席巴丹戴尔参议员访华举行的招待晚宴。巴丹戴尔先生是法国著名的律师和政治家，在担任密特朗总统的司法部长期间，他成功地于1981年使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了废除死刑的法案。他的《为废除死刑而战》一书已于去年在中国翻译出版。作为该书的一个热心读者，此次能当面向作者请教有关问题，自是幸事。
    
    巴丹戴尔先生在他的书中曾经讲过，法国作为一个在世界人权历史上有过辉煌表现的国家，后来却成为西欧最后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这实在是不应该。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法国为什么会成为西欧最后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巴丹戴尔先生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法国其实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曾经作出决议，一旦有一天社会归于太平，就要废除死刑，但后来由于社会并不太平，因此影响了废除死刑的步伐。再后来，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影响了死刑的废除。二次大战后，法国又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和其他殖民地的非殖民化运动，使法国废除死刑的运动不断受到干扰。巴丹戴尔先生还指出，由于戴高乐总统是军人出身，他经历了许多的血腥场面，因此相对来说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不如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政治家，这也是法国死刑废除推迟的一个原因。后来的蓬皮杜总统个人已经不认可死刑，他在私下也认为死刑应当废除，但由于当时法国整个社会支持死刑的民意占绝对优势，因此他不敢公开表示要废除死刑。到后来密特朗当选总统时，虽然法国民意支持死刑的还是占多数，但已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密特朗总统本人在竞选时已经声明，基于自己的政治信念，如果他当选总统，他就要废除死刑。因此，密特朗总统当选后就任命巴丹戴尔这位以反对死刑著称的律师为司法部长，后来的逻辑当然是死刑在法国得到废除。时至今日，法国年轻一代对生命价值比起上一代来又更为看重，因此，现在支持废除死刑的比率已经占多数而且还在上升。回顾这一历史，巴丹戴尔先生不胜感慨：一个国家拥有一个稳定、和平的局面对其废除死刑是有好处的，如果内外不太平，则难以实现死刑废除。另外，民意虽然不是废除死刑的决定因素，但当一个国家支持死刑的民意处于绝对优势时，即使当政者有废除死刑的意愿，也难以付诸实施，因此设法将支持死刑的民意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幅度，也应是最终废除死刑的步骤之一。此外，和平年代的政治家和战争年代的政治家在对待人的生命价值方面也会有所差异，这也会影响到废除死刑的进程。
    
    巴丹戴尔先生在他的书中还讲到，当国会辩论要否废除死刑时，反对派提出要搞全民公决，但他知道，当时法国支持死刑的还占多数，因此只要付诸公决，肯定就不能废除死刑，所以他反驳那些要求全民公决的是违宪。这一点，我在阅读时有些费解：要求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这难道还违宪吗？针对我的这个问题，巴丹戴尔先生解释道：按照法国宪法，只有涉及国家体制变更等重大事项才需采取全民公决，而废除死刑只是涉及修改刑法，这完全是议会权限范围之内的事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拿民意来阻止废除死刑是违宪的。正如巴丹戴尔先生当初反驳那些要求举行全民公决的议员所指出，作为选民选出来的议员，他固然应当倾听选民的呼声，但更应当在宪法授权范围内以理性来引导自己的选民。
    
    法国废除死刑至今已有20余年，我最想知道的是，如今的犯罪率与废除死刑前相比，有无变化？巴丹戴尔先生告诉我，他一直认为，死刑与犯罪率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死刑的威慑力也并不象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法国20多年来的经验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从总体上看，法国废除死刑后的犯罪率与废除死刑前没有多少差别，具体到各类犯罪，有的犯罪下降了，如针对军警人员的暴力犯罪、劫持人质的犯罪，有的犯罪上升了，如外来移民的犯罪，但这都不是死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作为法国废除死刑的象征，巴丹戴尔先生对如何推进废除死刑有许多令人受启发的建议，例如，他认为，不光是要重视写学术著作和论文，更要注重运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因为后者的受众面更广，影响更大。在法国，就曾有这样的经验，一个作家通过描写一个冤屈的死刑犯的故事，后又被改编为电影，唤起全社会对死刑问题的反思。又如，他认为，光是法学家呼吁废除死刑还不够，还要发动社会上那些有广泛影响的人物来反对死刑，比如，著名运动员、影星等。谈到这里，巴丹戴尔先生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告诉我，2008年的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据他所知，未来的几年可能会有一些国际著名的运动员对中国的死刑适用状况提出批评甚至抗议。他还说，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被认为在很多地方有相似之处，法国是西欧最后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中国该不会也成为亚洲最后一个废除死刑的国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