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以兼职律师的身份到某市办了一个案子，开庭前法院要我们提供证人名单，以便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由于被告人反映，市公安局的刑侦队长胡某在对其进行搜身时，曾将他身上的一些记帐凭证连同他的BP机和几百元现金搜走，并答应寄给其家属，但其家属却从未收到过这些东西，而那些记帐凭证对为被告人辩护将起到重要的证据作用，因此，我将该刑侦队长也作为证人名单报给了法院，要求法院通知他出庭，就那些记帐凭证的下落作出说明。当法院负责此案的法官接到我们的证人名单后，颇显为难地告诉笔者：其他的证人可以通知到，但让公安干警出庭作证，他们还没有过这种先例。笔者当即拿出刑事诉讼法，以第48条告之：“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经一再坚持，法官无言以答，只好说：“通知归通知，来不来我们就管不着了。”果然，第二天开庭时该刑侦队长就没有来，理由是他要出现场，没有时间。

    这使我想起在美国和香港等地旁听法庭审判的一些情形。在美国，警察出庭作证非常普遍，只要案情需要，警察就必须出庭作证，他要象普通证人一样宣誓，然后接受辩护方的讯问和质证。如果宣誓后说谎，将构成伪证罪；而如果置法院的通知于不顾，则可能构成妨害司法罪。更重要的是，正如一位美国朋友所告诉笔者的：“在我们这里，警察出庭作证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警察自己也习惯这样做。”在香港，笔者曾多次在法庭上看到警察手按圣经庄严宣誓，然后逐一回答辩护方的提问，当作证完毕退出法庭时，还要恭恭敬敬地向法官鞠一个躬。我曾私下与香港的一些警官朋友就此展开讨论，问及假如警察借口工作忙，可不可以不出庭作证，他们回答说，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如果你这样做，法官只消一状告到警务处长那里，你就立刻会丢了乌纱帽。当笔者告诉他们大陆的警察几乎从不出庭作证，法院不习惯甚至也不太敢“命令”警察出庭作证，即使“命令”警察出庭作证，如果他不出庭作证，也拿他无可奈何时，香港警方的朋友开玩笑地说，他们真羡慕内地的同行。

    警察要不要作证？这个问题在法理上不言自明，在法律上也早已解决，但在现实中却是如此地不如人意，它不仅影响着许多案件真相的查明，而且危害法治的运作和法律的尊严。从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刑事诉讼的内在规律来看，为保证办案质量，从严治警，警察应当作证，应当就他所了解的案情出庭接受被告方和法院的讯问和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