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爱情故事》的版权争议

《北京爱情故事》火热播出后，两个编剧的隔空对骂又再次成为焦点，编剧陈思成认为不存在版权之争，而编剧李亚玲认为，陈思成以编剧身份独立领奖和在媒体前称剧本90%都是自己创作的做法严重侵犯了她的权利。过去一段时间里，李亚玲举出各种证据来证明自己创作的部分不只有10%而已。四川版权局则称，按照著作权法的规定，合作创作的作者，他的著作权两个人共同享有，两个人共同享有这个著作权。如果没有约定的话，应该共同享有，就是平均享有，各占50%，此事也引发对于影视圈内剧本版权侵犯等问题的思考。

杨延超：

首先明确，如果作品实际上是两个人共同创作的，那么这个作品就属于合作作品，根据现有著作权法，著作权（通常也成版权）归属于他们二人享有，各自享有权益份额的多少，取决于合同约定，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共同行使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

合作作品在转让和许可使用等问题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如果是转让版权合同，李作为共有版权人可以主张该合同无效，但是如果只是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应该是有效的，李可以主张她应得到的那部分收益。

其实本案虽名为版权之争，但更多体现是有关民法上人身权，如名誉权的争议问题，如果由于一方说法不实，而导致另一方社会声誉受到损害，可以主张名誉权侵权纠纷。

二、百度文库的版权争议

在网上看看当下流行的小说、浏览下作家的文章并没有什么问题啊，可是为什么这么多知名作家会如此反感百度文库的做法？问题出在哪里呢？

杨延超：《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中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所以本案关键在于其是否知道用户上传了可能侵权的作品。

这就是著作权法上重要的“避风港”原则，网络服务中介商虽可借此为自己免责，但适用该原则也并非是无条件的，对于一些畅销书或者其他明显属于侵权的作品，网络服务中介商还是有义务审核并删除的，美国法有也类似的判例，法官针对网络服务商所提出的“避风港”免责事由，就提出，如果侵权行为像“红旗”一样迎风飘展，但网络服务商却像“鸵鸟”一样把头伸在沙堆里，视而不见，仍是无法免责的。

三、《著作权法修改正案》第46条和第48条的解读

这么多艺术家齐聚一堂不是为了探讨音乐，却是为了发出抗议，为什么《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在征求社会意见过程中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对于其中的第46条和48条规定，有何解读？

杨延超：

关于音乐作品的强制许可制度，并非此次草案首创，美国版权法第115条、德国版权法第61条、日本著作权法第69条都有类似录音制品强制许可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也允许成员国就有关录音制品强制许可的问题有权自行作出规定。无独有偶，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也有类似规定。我国著作权法第39条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另笔者不解的是，同样是强制许可规定，原有法律框架下风平浪静，而草案一如却引起如此轩然大波？不仅如此，对于词曲作者而言，草案第46条还给予“三个月”的特别保护。根据草案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三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才能主张强制许可；但现行著作权法第39条规定并没有这三个月的限制，即录音制品合法制作完成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就可以主张强制许可。从一这点上讲，草案对于使用者强制许可给予了更加严格的限制。正是这“三个月”的特别保护反倒被很多人误读为一首歌曲只保护“三个月”，之后便可以被任意盗版，从而让草案第46条饱受抨击。当然，抨击本身也反映了公众对新著作权给予更多的期许，这对于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修改也将大有裨益。

四、总结中国入世以来，知识产权事业的成果

入世以来，相关部门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都有哪些成果？

杨延超：

可以用四个提高来总结，中国入世以来在知识产权事业方面取得的成绩：

一、立法水平提高，我国相续修改《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知识产权整体保护水平极大提高；

二、执法水平提高，这可以从地方各级政府统计的知识产权执法案件汇总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对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显著提高，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三、司法水平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十分不断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人员的培训，知识产权案件审判水平极大提高；

四、保护意识提高，国家机关、公司、企事业单位以及公民个人，十分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社会各阶层知识产权整体保护意识极大提高。

视频连接：http://news.cntv.cn/program/rexian12/20120426/1163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