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所法治战略研究部承办的区域协同立法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贵州民族大学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经济司等部门和单位的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为期半天，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开幕式和上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所法治战略研究部主任李忠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莫纪宏致开幕辞。他说，区域协同立法是立法领域的新生事物，是《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确定的一项战略举措，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支撑，有助于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资源有效利用。目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在协同立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不少立法成果，但也面临顶层设计缺乏、合法性不足和各地做法不规范、不统一等问题。建议引入合宪性审查机制，化解实践中的矛盾冲突，同时加强理论研究，为健全我国区域协同立法体制机制提供智力支持。

上半场围绕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张可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欣新作了主题发言。

张可云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区域管理立法的理论与实践。他认为，区域管理是对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现实问题所作的回应，主要目标是促进区域合作、区域协调、区域一体化，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欧盟和美国的区域管理经验表明，区域发展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区域管理必须有法可依。我国区域管理立法需解决“谁管”“管谁”“咋管”和“管效”四个问题。建议成立区域管理委员会，制定区域管理基本法，出台区域重大战略立法。

陈欣新研究员对多区域协同立法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多区域协同立法是指多个行政区划不重叠、权力关系不隶属区域之间的立法。目前我国多区域协同立法存在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种是内地不同行政区域间的协同立法，面临互不隶属行政区域间权力的冲突与平衡问题；第二种是港澳特区与内地行政区域间的协同立法，面临因历史、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不同而造成的制度差异问题；第三种是香港特区与澳门特区间的协同立法，既有前两种形态的共性问题，也有高度自治权之间的冲突问题。区域协同立法面临的现实挑战是立法协同的稳定性和前瞻性要求高、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难度大和权力的条块分割等。为此，多区域立法机关间需建立长效机制，在立法意向上达成共识，从起草阶段起就保持协调，并不断总结提炼立法妥协的经验和惯例。

在提问和评论环节，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俞俊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伍芷蕾分别分享了贵州、澳门区域协同立法的实践经验。

下半场的主题是区域协同立法的体制机制创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室主任叶振宇主持，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赵作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刘小妹先后发言。

赵作权研究员认为，欧美国家针对不同的区域发展需要和立法目标，制定了不同样态的法律，如以国家领土为调整对象，以政治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美欧统一市场立法、美国研发联盟立法、德国区域平衡立法；以都市圈、城市群等大规模集聚区为调整对象，以商品、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为目标的日本地方自治立法、美国集群立法；以自然区、社会区为调整对象，以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美国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ARC）立法等。区域协同的实质是各要素的无差异性和自由流动。我国区域协同立法可借鉴国外经验，充分发挥市场、政府和网络组织的独特优势，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

刘小妹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京津冀区域协同立法体制创新。她认为，区域协同立法应该包括中央立法、地方间协同立法、地方配套立法三个层次。目前，我国区域协同立法缺乏宪法法律依据，一是现行宪法和组织法框架下，地区间横向法律关系不明；二是现行立法体制下，地方立法没有跨行政区域的效力。因此，创新协同立法体制，应充分发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指导作用，加强中央立法，可以制定协同立法指导框架，或者研究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法，对区域协同立法的主体、范围、程序、效力和监督等框架性问题作出统一规定；也可以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针对具体区域出台授权决定、进行专门立法。鉴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以保障首都功能实现和非首都功能疏解为首要目标，建议将京津冀协同立法置于首都法律体系中，并充分发挥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的作用。

在提问和评论环节，与会人员围绕区域立法与区域协同立法的关系，立法的必要性、顶层设计、立法性质和立法方案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研讨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撰稿：江婉/摄影：徐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