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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法律》2026年第11期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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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1论党规思维与法律思维的互补逻辑

作者:郝铁川(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党规思维是党员按照党内法规要求应具备的一种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是公民按照法律要求应具备的一种思维,两者既有重叠,也各有侧重。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的辨析及其互补逻辑研究,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基础性理论工作。党规思维和法律思维均强调,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遵守宪法、坚持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相统一、重视监督公权力等。同时,党规思维侧重于强调党依法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党员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要树立义务优先的意识,在政治学习、守法、道德等方面受到的要求高于非党员等;法律思维偏重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方面的要求,公民有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权利优先等。党规思维可以借助法律思维建立最广泛的国内外统一战线,也可以引导法律思维的进步,法律思维可以丰富党规思维。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第十二个坚持;党规思维;法律思维;互补

 

【主题研讨】

 

2超越符合论:科学立法的建构论阐释

作者:叶会成(复旦大学法学院青年副研究员、法学博士)

摘要:科学立法原则在中国法治话语中饱受泛自然科学观的困扰,长期面临内涵泛化与边界模糊的困境,主要根源在于学界普遍以“符合论”对其进行解读。“符合论”因在方法论上强调符合官方话语为主,而疏于学理上的自主构建;在实质内涵上强调符合客观规律,而忽视了立法的规范建构属性,由此加剧了立法的技术官僚主义治理逻辑。对科学立法的理解应转向“建构论”,即在方法论层面采取建构性解释,通过官方话语、法律文本、立法属性与原则体系四重准则,为其设定阐释边界和方向;在实质内涵层面,应引入社会科学观,确立意义理解与提供认知质量的法理内核。科学立法不是指与客观规律或实际情况的符合,而是指政治共同体对公共行动的规范意义建构。采取“建构论”阐释,将有助于厘清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边界和关系,提升立法原则的体系性,进而为良法善治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科学观;建构性解释;认知质量;回应性治理;立法原则

 

3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地方立法规划的功能及其实现

作者:王江淮(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摘要:地方立法规划同时存在于“国家法治规划”和“全面深化改革”两种语境中。地方立法规划在国家法治规划语境中承担的是执行者的任务,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承担的则是先行者的任务。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地方基于自主权扩张、改革风险规避等原因,将致力于推动立法数量的增长,给立法秩序带来较大的挑战,因而不得不通过立法规划进行统筹协调。在全面深化改革语境中,地方立法规划是地方党委领导地方立法的重要方式、优化中央与地方立法决策衔接的有效工具、协调区域间横向立法关系的机制保障、央地政策沟通得以制度化的关键安排、地方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推动地方立法规划功能的实现,就主体而言,应加强地方党委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的领导作用;就程序而言,应逐步推动其规范化发展,制定统一的程序性规定,使其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就内涵而言,应进一步提高其预测性与协调性。

关键词:全面深化改革;法治规划;地方立法;立法规划

 

4人工智能立法的目的论建构

作者:代莉平(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摘要:在人工智能立法目的的理论建构方面,学界目前已形成以风险规制为核心的“风险论”、以产业创新为导向的“促进论”,以及协调发展与安全的“平衡论”三种主要理论。尽管三者积极回应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不同侧面的目的和需求,但均立足技术工具主义,将人工智能主要视为规制对象或发展工具,未能充分回应立法应当服务于人的目的论要求。这导致人工智能立法陷入主体价值、发展价值与信任价值失衡的现实困境。对此,应以技术人文主义重构人工智能立法目的,将人的尊严确立为立法价值原点,以“共同善”统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与安全治理等具体公共价值。技术人文主义作为人工智能立法目的,在哲学基础和宪法规范基础上均具有理论正当性,并且具有独立的规范意义。未来人工智能立法应着重围绕人的尊严保障、发展机会公平、社会信任重建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个维度,完善伦理嵌入的技术立法、普惠共享的产业立法、全周期人工智能产品治理体系以及全球人工智能合作治理,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立法的人本目的建构。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法;人的尊严;目的论

 

【经济刑法】

 

5销售型诈骗的刑法教义学分析

作者:陈兴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销售型诈骗是发生在销售活动中的诈骗,在当前网络平台销售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销售型诈骗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销售型诈骗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商品销售、虚构商品功能或者虚构商品价值为欺骗手段所实施的诈骗行为。因此,销售型诈骗可以分为虚构商品交易、虚构商品功能、虚构商品价值三种类型。销售型诈骗和销售型欺诈之间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欺骗程度和内容上的不同,应当结合具体案情,从客观特征和主观特征上正确加以区分。销售型诈骗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虚假广告罪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它们在犯罪性质和罪名设置上存在明显差异,需要根据这些犯罪的构成要件加以严格区分。存在真实的交易内容的销售型诈骗,在诈骗数额的计算上对于是否扣除犯罪成本问题存在争议,应当采用交易目的落空理论,正确计算销售型诈骗的数额。

关键词:销售型诈骗;销售型欺诈;交易目的落空

 

6盗窃罪中的财产损失:属性、定位及认定规则

作者:王骏(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盗窃罪的财产损失蕴含在财产转移中,该罪是形式(财产转移)与实质(财产损失)一体的对个别财产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盗窃罪的财产损失应定位为客观构成要件,对应于这种客观损失的,是造成损失的故意。我国通说主张的“非法占有目的”中的“排除意思”只是判断客观损失的素材。盗窃罪的财产损失应限于建立了“支配圈”的“支配利益”的减损。财产损失的认定时点是窃取财物时,评价的是转移造成的损失而非事后利用造成的损失,并且需要审慎判断是“终局性”还是“中间性”损失。通过“不法获利目的”要件将整体财产损失主观化,有助于控制盗窃罪的处罚范围。

关键词:盗窃罪;个别财产损失;损失客观化;支配利益;终局性损失

 

【专论】

 

7制度型开放下离岸金融边界隔离的规则重构——以上海离岸账户的法定化为中心

作者:冯果(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2026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的落地,推动我国离岸金融从增量试点开放转向规则定型的制度型开放新阶段。边界隔离是离岸金融治理的核心逻辑,制度边界与风险隔离互为支撑,直接决定市场开放效能与风险防控水平。当前离岸市场多账户并行的阶段性治理格局,虽契合渐进式开放的发展脉络,但长期依赖政策描述替代法定界定,引发边界标准模糊、隔离机制虚化、规制碎片化等结构性矛盾,暴露出静态规制标准与动态风险治理之间的适配偏差。为破解政策柔性治理的固有局限,应以边界隔离重构为主线,以上海离岸账户法定化为核心抓手,搭建“概念法定-规则统合-规制校准-范式转型”四层递进的法治化路径,通过确立离岸账户法定构成要件、规范存量规制体系、构建刚柔适配且动态校准的迭代机制,实现离岸金融从政策裁量试点治理向规则定型法治治理的范式转换,为我国离岸金融制度型开放、平衡对外开放与风险防控、完善跨境金融规则体系提供学理支撑与制度参照。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离岸金融;边界隔离;离岸账户;法定化;金融治理

 

8论基层政府职权规定的法律调适

作者:肖军(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摘要:职权法定原则要求基层政府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从行政职权现有法律规定来看,宪法组织法彰显“政府行政”,领域法彰显“部门行政”,行为法体现“综合行政”,基层政府职权的法律构成呈现“头重脚轻”的特征。基层政府职权变迁的物质基础逻辑在于从城乡二元走向城乡一体,理论基础逻辑在于系统观念与整体政府理念。基层政府职权变迁的基础逻辑引导基层政府职权的法律规定的相应调适。基层政府职权的法律规定需要进行横向范围扩大、纵向力度增强的双维拓展。垂直领导体制与强技术性、专业性构成法律调适的边界区域,而基于实践反馈的适宜性考量也对法律调适发挥着一定的限制作用。今后应向着减少领域法、增加增强基层政府职权规定的方向重组法律。

关键词:基层政府;职权法定;城乡一体;整体政府;法律调适

 

【争鸣园地】

 

9“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规范困境与治理变革

作者:吴文芳(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劳动形态多元化背景下,以标准劳动关系和平等民事关系为规范原型的现行“二分法”体系不足以涵盖灵活用工需求。“不完全劳动关系”的规范路径存在诸多争议,“构建第三类用工关系”“民法做加法”“劳动法做减法”等路径仍遵循工业生产模式下对劳动法规范边界的理解,以从属性强弱程度为用工关系差异化保护的基础,在法律原理及制度设计上均存在困难。作为社会法的劳动法具有倾斜保护不平等社会关系的内在属性,也包含着规范“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制度资源。有必要顺应数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改变将“不完全劳动关系”作为社会用工例外情形的规范思路,采取“劳动法做加法”的立场,依控制方式和风险特征构建专门基准制度,完善算法治理,并通过集体参与及执法协同实现规则的有效运行。

关键词:不完全劳动关系;社会法;劳动法做加法;劳动基准;算法管理

 

【实务研究】

 

10矫枉无需过正:过失犯客观不法判断二元本位立场重申

作者:郑超(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行为严重违反行为规范并创设不被允许的危险,这一行为本位的过失犯归责前提并不必然导致过失犯的成立,而是还需要从结果本位视角出发以结果能够在规范层面归属于该前提为必要。过失犯的结果归属需要建立在其客观不法性的判断之上,而过失犯的客观不法又可以二分为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前者决定了过失犯的实行行为或者过失犯的“未遂”,后者进一步决定了过失犯的“既遂”。由于刑法并不处罚仅具有行为不法的过失犯,因此行为不法虽然属于结果不法的判断前提,但结果不法并不从属于行为不法,反而是行为不法判断的目标。当前应搁置以何者为重心的理论争议,通过“行为-结果”二元本位搭建相互独立并各有侧重的基础性思考框架。行为不法的判断需反思注意义务的产生与分配原理,结果不法的判断需聚焦不被允许之危险的实现问题。

关键词:过失犯;结果归属;行为不法;结果不法

 

11行政执法裁量的清单规制及其优化

作者:邓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行政执法既需保留必要裁量空间,也要求保持相对稳定、统一且适度的执法尺度。实践中,小过重罚、重过轻罚与类案异罚等现象集中反映了裁量尺度控制难题。近年来,首违不罚、轻微免罚、从轻减轻处罚及从重处罚等清单逐渐成为规制行政执法裁量的重要工具。清单主要通过裁量事项类型化、裁量要素颗粒化和裁量程序标准化规制行政执法裁量。作为行政自制规范,清单既可细化法律规则、降低规范模糊性,又能依托整体性政府缓解区域差异造成的执法尺度不一,并在恪守执法统一原则基础上兼顾合理差异。但清单也可能因行政自制“脱逸”、制定依据碎片化和区域协同不足,引发新的裁量失当问题。对此,应规制清单“脱逸”行为,明确清单制定依据,并通过跨区域规则协同和差异事项保留机制平衡执法统一与区域差异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执法尺度;裁量基准;清单规制;公正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