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税法学界就税法领域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就税法总论的研究情况来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税法促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税法促进、税收立法与法典化、税制改革、纳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就税收实体法的研究情况来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环境保护税、房地产税等主要税种的法律制度完善等方面。就税收程序法的研究情况来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完善、数字税收征管和税收优惠等方面。此外，还有学者从国际税法完善的视角，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双支柱”方案、“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中的税法问题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税法；税制改革；税法总则；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年，是“十四五”规划深化落实之年，也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财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切实加强税收法律研究，推进新时代税收法治建设，是当前税法学界研究的重点。本文梳理总结了2022年度税法学界的主要理论研究成果，以期为改革税制、推动税收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一、税法总论研究

 

（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税法促进

税法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促进共同富裕，一是通过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体现共同富裕中的“共同”，二是通过税制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效率的提升，创造财富。2022年度上述两条路径均有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张守文［1］认为，要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聚焦整体富裕、区域协调发展和均衡分配三大重点。熊伟［2］指出，为实现公平分配，在具体路径上应当完善税制体系、规范税收秩序，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刘鹏岩等［3］认为，现阶段应当优化税制结构，强化分配链条，充分发挥各税种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何锦前［4］认为要处理好税法收入分配功能与财政汲取功能、资源配置功能三者的关系。

蒋震［5］指出，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完善现代税收制度，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董琦等［6］指出，税收政策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奠定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税法促进

甄德云等［7］指出，需要通过不断完善税收原则、税收职能等，以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当前我国税收领域存在诸多问题，阻碍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马海涛等［8］认为可以从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完善跨区域税收分享机制、加强税收征管合作等方面进行完善。孙莹［9］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确立增值税收入分享从生产地逐步转变为消费地原则，推动政策实践向功能性转变，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推进税收征管智能化，对基础研究和产学研合作领域给予大力支持。

杨杨等［10］指出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极大地阻碍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并基于此提出了解决对策。谷彦芳［11］对解决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提出了对策。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许多奇［12］对该命题进行了论证，并针对规制不足，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和税收法治化同步推进的变革思路。

（三）税收立法与法典化

真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的实现，既需要系统立法上“形式法定”，也需要立法质量的“实质法定”。陈阵香［13］主张全面完善征税、纳税与用税的实体法与程序法。潘宁［14］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为税收立法提供价值指导。

全面把握立法要素，推动“总则”立法，进而促进税收法典化，不失为立法的一个思路。张守文［15］阐释了强化价值引领对构筑税收“良法善治”的重要价值。单飞跃等［16］提出一元多层次的立法目的体系。廖呈钱［17］认为，宪法基本国策条款可以破解该困境，帮助税法“总则”立法，进而推动税收法典化进程。熊伟［18］认为税法总则的立法对于税法法典化不可或缺。刘剑文等［19］指出，法治建设需要坚持高质量立法。

（四）税制改革

李林木等［20］认为，应当加强税收实体制度、程序制度与财政管理体制三者的顶层设计和改革协调。欧阳天健［21］认为在未来的平台经济税法规制的制度设计中，应构筑刚性立法与柔性规则相结合的规范体系。石绍宾等［22］探讨了税收如何更好地对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起到促进作用。岳树民等［23］认为，要形成有利于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的税收制度与征管体系。谢芬［24］指出，应从促进新型基础设施研发创新、投资和推广应用三个层面完善税收政策。陈旭辉［25］认为，有必要优化地方税制、完善优化实体税制度、提倡公众参与。刘建民等［26］从优化调整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规范省以下财税分配关系、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施正文等［27］认为推进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应当优化税制结构，适当地提高直接税比重，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健全完善地方税体系。肖育才等［28］认为，基于我国国情和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应当从六个方面进行税制改革。蔡昌等［29］从完善税收制度、完善税收征管机制、构建协同治理机制、维护国家税收权益等方面提出零工经济的税收治理方略。何代欣等［30］认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期，财税政策应该有全新的定位，为发展养老事业和提高生育意愿提供政策支持。储德银［31］指出筑牢税收安全屏障，应从深化税制改革、全面提高税制改革的系统性、优化税制结构、持续提高税收征管能力四个方面着手。针对我国税务和解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刘剑文等［32］认为应基于法治理念，构建符合实际需要的和解制度，实现税务和解的“良法善治”。

（五）纳税人权利保护

陈萍［33］认为税务公益诉讼应回归公益之诉、客观之诉。为协调纳税人信息保护与涉税信息管理冲突，闫海等［34］认为我国应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完善涉税信息的制度规范。方铸等［35］建议将纳税人保护作为征管工作的重点。胡明等［36］指出，应采取严格立场来合理界定欠税。王桦宇［37］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中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的法律责任提出建议。汤洁茵［38］认为税法应以保护基本权利为宗旨。

（六）评述

2022年税法总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税法促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税法促进、税收立法与法典化、税制改革以及纳税人权利保护五个方面。这五个主题紧密联系，说明税法总论研究较为丰富完整，具有较高的逻辑性和体系性。税法通过均衡分配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促进经济效率提升以创造财富，最终发挥推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税法通过税收原则、税收分配、税收优惠领域的不断完善，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学界对税收立法的研究较为全面，从价值观、税法要素、税法目的等多方面入手，致力于解决总则立法、税收法典化的问题。未来应加大对税法总则的核心框架和具体制度的研究，推进税收立法，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税收法定”原则，推进税收法治建设。当前，我国税制改革重心突出表现在构建规范高效税制体系、完善地方税体系、税收促进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等方面。随着我国老龄化问题的突出和生育政策的改变，税制改革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体现了税制的时代性。基本权利保护是税收法治建设的目的之一，税法学界尤其重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税法总论对税法整体具有引领作用，未来的税收制度、纳税人权利保护可以多关注生育、养老、就业等民生问题，更扎实稳妥地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税收实体法研究

 

（一）增值税法

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一直是税法学界研究的重点。罗秦等［39］认为我国增值税优化应内外兼顾，既服务于国家治理，也关注全球税收治理。杨小强［40］指出，我国可以进一步简化税率，以更大程度发挥增值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万莹［41］建议增值税在现阶段应采用两档税率，未来可转为单一税率模式。李远慧等［42］认为，应逐步减少税率档次，进一步增强减税红利。樊勇等［43］以增值税和零售税为例，比较了多环节和单一环节货物劳务税征收模式，并提出相应建议。汪彤等［44］认为，我国增值税收入分享机制改革的下一步可将征收与分配相分离。李建军等［45］指出，推进增值税的横向分配机制优化，应以价值创造的政府贡献为基础。樊勇［46］指出，应当改革抵扣制度，在制度规范和管理技术层面实施创新。谭伟等［47］针对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的实施，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熊惠君等［48］建议降低适用于育儿相关项目的增值税税率，从而降低育儿成本，以助力推进我国生育政策落实。

（二）消费税法

张德勇［49］指出，深化消费税改革，不仅要关注消费税的性质，更要着眼大局。张守文［50］认为，消费税制度改革应坚持发展导向。万莹等［51］认为，我国消费税改革面临征收环节后移和增量下划地方两大关键点和难点，并提出了应对方法。

（三）个人所得税法

对于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优化，需要同时兼顾发挥经济效应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刘华等［52］认为，有必要深化个税改革，为稳定就业发挥积极作用。庞凤喜等［53］认为，税制的具体优化，应主要通过反列举法确定征税范围，在此基础上实施综合所得征收模式。韩秀兰等［54］认为个人所得税政策不仅要确保低收入人群不征税，还要加强对高收入人群的监管。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容易引起地区间税负不平衡的问题，有学者对此作出了回应。聂海峰等［55］认为，应当完善综合所得个人所得税区域税收优惠补贴办法。聂海峰等［56］提出预扣汇缴方法可以平衡来源地和居民原则，有助于解决地区之间的税负输出问题。熊伟等［57］指出，我国应进一步明确主播收入的法律属性，厘清平台和经纪公司的扣缴义务，对网络主播实施分级分类征管。

（四）房地产税法

2022年度，学界对房地产税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平等［58］分析了美国房地产税制度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建议以此为借鉴。任强等［59］认为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可促进共同富裕。余鹏峰等［60］指出，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应在法治轨道上推进。

（五）环境保护税法

2022年度学界对环境保护税法的研究主要体现为《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效果与《环境保护税法》的修改完善两个方面。周波等［61］选取了2011—2020年238个地级市环境数据，实证研究环境保护税对我国环境质量的影响。童锦治等［62］认为，应当扩大环境保护税的课征范围。李远慧等［63］认为，应当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税的税收标准。邓伟［64］指出，应完善地方税额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制度。叶金育［65］指出，有必要构建以生态环境保护基金为载体的特殊机制。

（六）评述

2022年税收实体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以及环境保护税等领域。增值税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纳税人几乎覆盖所有市场主体，影响范围广泛，一直为税法学界所重点关注。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应兼顾经济效应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促进公平、就业与经济发展。2022年度税务机关依法处理多起网络主播的偷逃税违法行为，使得个人所得税的法律适用与征管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房地产税作为我国新兴税种，目前尚处于改革试点阶段，其理论与实施尚不成熟，2022年学界对房地产税的研究广度与深度都不够，未来应加强房地产税研究，总结试点经验，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工作。环境保护税法是2022年的研究重点，研究视角比较全面，但在深度方面还需加强。

 

三、税收程序法研究

 

（一）《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完善

2022年税法学界对税收征管法律制度展开了整体性研究。王宗涛［66］对《税收征收管理法》新增税额确认程序的必要性和法理进行了分析，并对税额确认程序的制度框架和核心规范配置进行了具体设计。李晓安等［67］认为，应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中构建纳税评估制度。侯卓［68］指出，为了使“一事不二罚”原则在税收领域中准确使用，应当抓住《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机会进行完善。李慈强［69］认为，《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订应重点从强化税源管理、提高信息共享、确认信用评级、细化责任承担、强化税务稽查等方面进行立法完善。

（二）数字经济领域的税收征管

2021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把“以数治税”理念贯穿于税收征管全过程。刘和祥［70］提出了构建“以数治税”税收征管模式的实现路径。刘和祥等［71］就深化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提出建议。张巍等［72］提出，要构建数字驱动下的优质高效智能的新型纳税服务体系。

智慧税务建设有利于形成高集成功能、高安全性能和高应用效能的税收生态体系。王婷婷［73］指出，目前的智慧税务在资源、技术、文化等方面仍存在局限。对此，周志波［74］认为应当重塑智慧善治的治理价值，建立激励包容的动力机制，强化法治治理秩序，重建结构平衡的组织理性，推进智慧税务发展演变。张学诞等［75］对智慧税务建设提出了建议。

面对数字经济带来的挑战，税法学界对具体税种的征管展开了针对性的研究。张牧君［76］指出，我国应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服务税规则，为可能的数字服务税立法做好准备。郭昌盛［77］认为，我国不应盲目开征数字服务税这一新税种，而应通过修改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定来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

李伟等［78］分析了我国各区域税收征管风险管理情况，以期为加强税收征管风险防范提供助益。冯绍伍等［79］认为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有必要从岗责体系、数据基础、方式手段等方面重新审视税务监管问题。

（三）税收优惠相关问题

税收优惠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杨林等［80］运用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分析了1992—2020年核心期刊中关于税收优惠的文献，总结了税收优惠研究的演进特征与热点趋势。马海涛等［81］研究发现，税收优惠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和税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余红艳等［82］认为，减税政策的路向选择应宏观上释放政府职能约束、加快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微观上聚焦创新领域、关注税收中性设计。李华等［83］指出，应前瞻性、精准性地推进完善减税政策，鼓励企业研发创新，完善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协调金融财税作用。杨默如等［84］指出，政府应精准施策以促进企业创新发展。在实证检验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后，岳树民等［85］指出，可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实施相应的措施。

（四）评述

2022年税收程序法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税收征收管理法》的完善、数字税收征管和税收优惠等方面。2022年度的研究更加强调从底层逻辑对《税收征收管理法》进行立法完善。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学术界在电子发票改革、智慧税务升级、税收风险防控、税务精准监管等税收征管领域贡献了许多研究成果。大数据时代考验税收征管能力，未来可就信息技术如何融入税收征管提出更多设计建议。税收优惠作为一种特殊的政策工具，近年来逐渐引起重视。学界对减税这一具体税收优惠手段均给予积极评价，建议税收优惠应聚焦创新领域，激励创新研发。

 

四、国际视野下的税法问题

 

（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双支柱”方案

“双支柱”方案将带来大型跨境企业税收管辖权问题。王文静等［86］就我国应对跨境互联网广告征税问题提出建议。陈宇等［87］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制定跨境云计算服务税收政策的建议。杜莉［88］对全球最低税规则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总结出规则在各个方面的实施难点。励贺林等［89］认为需要深刻认识支柱二全球最低税的规则竞争性。陈镜先［90］指出，为应对支柱二规则带来的挑战，我国应在总结国内外国际税制改革经验基础上，对自身的国际税制进行系统改革，加快转型。对于调整企业所得税优惠，艾华等［91］则提出了具体建议。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税法问题

王曙光等［92］认为，应树牢数字经济视域下“一带一路”税收征管思维，强化数字税收治理理念，加强税收征管合作和风险防范。周波等［93］认为应继续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务合作，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税收协定谈判签署步伐，继续优化我国“走出去”企业对外投资税收服务。马蔡琛等［94］指出，未来应进一步提高税收确定性，加快完善税务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管能力。

（三）评述

学界对涉外税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双支柱”方案的施行和“一带一路”建设的税收征管。“双支柱”方案的施行直接影响我国税收利益，我国需要深度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维护税收权益。与“双支柱”方案不同的是，“一带一路”提供给了我国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权。税法学界主要从宏观路径出发，以“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为重点，提出强化税收征管能力、构建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的策略。面对深度数字化和复杂全球化，未来国际税收研究应在研讨国际税收新规则制定的基础上丰富中国方案，增强我国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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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穆红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

来源：《西部学刊》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