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何勤华教授大作的正式出版表示衷心而热烈的祝贺！同时，特别感谢何老师的邀请，使我有机会参加这次盛会，聆听各位高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金秋，以大家越来越司空见惯的方式，与众多师友在线相聚，咫尺天涯，倍觉亲切；更对大家在重疫之下对于共和国法治建设的执著，印象深刻。

说实话，今天上午我才接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因此只能在十分有限的时间内将全书浏览一遍。但对于何老师本书中所讲述的“华政的故事”，并不感到陌生，因为此前相关内容在公众号连载时，我便开始关注，并陆续阅读了一些。对于其中个别篇章，还曾和龚汝富老师有过私下交流。

今日何老师“现身说法”，不仅使我们对华政故事有了更多了解，更将“《华政的故事》背后的故事”吊足了兴味。聆听之后，于我个人印象最深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何老师作为一名在华政辛勤耕耘数十年的“老华政人”，对于母校的拳拳赤子之情，特别令人感动。据我所知，何老师在华政的时间——凡四十年，与晚清陕派律学宗师薛允升在刑部经营的时间差不多。当然，何老师与他的另外一个母校（也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精彩故事早已在江湖流传，在此无须赘述。二是感谢何老师作为一位著名的法律史家，以其专业的敏锐触觉和强烈的使命感，基于自身独特而丰富的经历资源，通过朴实无华、清晰细腻的语言，对1952年华政建校七十年来的不平凡历程进行了一次空前的全景式梳理，使我们有了一次近距离领略华政这个东南法学重镇风采的难得机会。相信大家早已从不同的经验立场出发，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份收获。

其次，就我个人而言，大约20年前（2003年）我便在李贵连老师带领下，开始研究关注百余年来北京大学乃至近现代中国的法学教育史，并和俞江、李启成两位师兄共同撰写了《百年法学——北京大学法学院院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十年前，我还出版了另外一部关于北大经济学科发展史的专著——《通往经世济民之路——北京大学经济学科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以往的研究经历，使我深深感到：百余年来中国法学教育的历史，从现实角度言，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角度言，则是一个值得不断深入发掘的“学术富矿”。依我看，以往相关研究成果绝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这个专业学术领域，长期缺乏深入系统的史料爬梳和体大思精的经典之作——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所写的那点东西在内。

另外，正如何老师大作副标题“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所示，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所院校的法学教育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轨迹，但又深受中国法学教育整体政策或政治环境的制约影响。因此，正如英国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诗中所言：“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李叔同先生将之译作“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诸如华东政法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等任何一所法律院校的历史，我们似乎都可以藉由这种“侧影”书写的方式，发现中国法学教育的某些普遍规律，以及某些历史时空场域中的独特表现。所以从多种意义上说，华东政法大学对于我们研究1952年以来共和国法治建设历史，具有极高的标本价值和典型意义。

最后，提出两点浅见，谨供何老师与各位师友不吝批判。

其一，历史学的研究书写，必然以史料和史实为基础。据何老师自序，本书撰写过程中，不仅查阅大量原始档案、图书文献，而且进行众多人物采访，并在此基础上甄选取舍，充分显示出法史研究应有的学术规范和严谨性。然从未来相关研究的广阔前景出发，何老师的大作固然有其“敢为天下先”的学术魄力和原创属性，但仅有何老师一部著作恐怕远远不够。即便对于专门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历史的学者而言，似乎也应该有更大规模、更具深度的史料梳理，乃至公开出版。以往我们研究北京大学某些学科发展历史过程中，由于北大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较早，规模也较可观，不仅北大校内学者和学生深资其利，北大以外的学者和学生也感到便捷。所以我建议和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未来在何老师或其他老师主持下，将华东政法大学建校以来的历史档案，择其精要，整理出版，以便华东政法大学的历史不仅为华政人所独享，而且能够走出华政，进入公共知识空间，体现其更大的社会贡献和公益价值。

其二，本书正、副标题的逻辑关系似可表述为——通过讲述一件件动人的华政故事，从侧面揭示共和国法治建设的艰辛历程。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给我们看一个“侧影”，而不是其正面，或者“全影”？我们能不能用解剖麻雀的方式，通过研究和重述华政历史，揭示出共和国法治建设更多的面相？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勇气和愿力，直面七十年共和国法治建设的完整历史？正如司马迁撰写《史记》那样，“不虚美，不隐恶”，真实记录其中所取得的法治成就，也绝不回避曾经发生以及或许仍在发生的法治灾难？既看到无数前辈自由理性的学术光辉、孜孜以求的法治努力，也敢于以董狐直笔鞭挞一桩桩违背人性道德良知和民主法治规则的荒唐行径？

史学家孟森先生曾言，历史学有“传疑传信”之责，但根本上是向后人尽量呈现真实完整的历史。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或未来更长的时间周期内，一方面，我们作为法律历史的研究者和记录者，如何从一个个“侧影”或“正面”出发，撰写一部部体大思精、富含卓识的共和国法治历史，仍然任重道远，值得更多的学者付诸努力。另方面，百余年来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征程中，我们中的任何人既无法“置身事外”，也不可能“幸免于难”。未来的历史研究者将怎样评价当代中国的法治现状，是肯定和赞扬，还是鄙夷与唾弃？我们能否为后人留下一部满意或不太糟糕的法治历史，截至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似乎这也是一项不小的挑战。推而广之，在新时代降临之际，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是否能够保持足够的思想定力和学术勇气，担当起法律史学者的“传疑传信”之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让理性自由之光照亮历史和现实？对于如此宏大而严肃的话题，此时我并无答案，只有满脑的疑问和满腔的祈盼。一切的一切，还是交由时间去解决吧！

拉拉杂杂，就此打住。再次向何老师表示祝贺与敬意！希望这无边的疫情早日结束，期待我们在线下、在魔都、在帝都、在学术和人生的江湖重聚！

谢谢！

注：以上为笔者应邀参加何勤华教授《华政的故事——共和国法治建设的一个侧影》新书首发式上的讲话稿，略有修改。

作者：孙家红，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来源：首发于“中国法学网”2022年9月28日。感谢作者授权，欢迎转载，转载敬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