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中的构成要素能否较好解释家庭住房投资及其变动原因，有待于理论与实证检验研究。本文以2017-201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区域间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实证研究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区域金融生态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总体上对家庭住房投资具有积极影响，但各构成要素作用表现不一。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进一步引导家庭合理、高效参与经济活动，还需要有针对性地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关键词：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因子分析；家庭住房投资

 

近年来，住房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从投资的角度来看，住房作为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关系到家庭资产配置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金融市场稳定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和蚂蚁集团研究院联合发布的《疫情下中国家庭的财富变动趋势——中国家庭财富指数调研报告（2020年度）》数据显示，我国家庭对住房投资热情不减，计划购房的家庭比例逐季增加，从第二季度的8.4%到第三季度的9.3%，再到第四季度有11.6%，且分布在多套房上的住房贷款有逐年递增的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家庭的债务风险。

我国的国土面积辽阔，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各异。不同区域间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不仅反映了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影响着区域内微观个体的投资决策，从而对家庭住房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现有文献主要梳理了影响家庭住房投资的财富效应、挤出效应等内部影响因素，而较少针对其所处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这一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做详细分析。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中的构成要素能否较好解释家庭住房投资及其变动的原因，是一个有待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参考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尝试构建由政府治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社会环境等四个维度支撑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进行测度，并进一步引入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为优化政府行为和个人决策提供参考。

 

一、相关研究述评

 

（一）金融生态环境研究成果述评

金融生态概括了金融运行过程中的全部环境要素。广义的金融生态可以被认为是金融运行的所有外部环境，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影响金融的各种要素。狭义的金融生态是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系统环境，包含了中介服务体系、法治环境、审计与会计体系等内容。目前学界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成果主要围绕对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及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两个方面展开。

在对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研究方面，大多数学者通过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主张多采用质量指标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公平，运用层次分析法设计包含3个目标层、14个准则层构成的90项定量指标及37项定性指标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王玥等（2009）创新性地将原始指标层客观赋权与子项目层主观赋权相结合，实现组合赋权的加权分层神经网络模型应用于区域金融生态评估。孙毅、徐明棋（2013）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测度了长三角地区金融生态系统的效率和发展水平，并基于此进行聚类分析评价该地区金融生态。赵然（2015）借鉴生态学原理，运用熵值法构建三大方面38项指标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对中部六省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吉萍（2019）运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中国各区域金融生态进行聚类分析其空间差异性得出综合评价。

在对金融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效应的研究方面，学者们探讨了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穆献中、吕雷（2017）利用2006-2015年京津冀地区13市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各要素作用效果各异，但是各要素及总体对经济发展均具有积极影响。李倩、息巨迎（2021）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实证分析发现，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总体上具有正向影响，但是不能忽视金融发展存在轻微反向影响。也有一些学者从企业、家庭等视角对区域金融生态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魏志华等（2014）突破金融发展单一维度，通过实证分析，提出金融生态环境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得益于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中释放的商业信用及银行贷款。雷新途、徐青原（2018）以2013-2014年3798个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得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差异与企业资产结构的区域差异具有一致性。伍再华等（2017）选取2006-2013年全国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30个省级区域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认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总体上对家庭借贷规模变动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在各构成要素及不同区域间的影响力方面具有差异性。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关注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的实证研究成果显著，涵盖了层次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熵值法、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多种主客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在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产生的经济效应的研究方面，学界的研究成果从侧重于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探究金融生态环境与产业升级、企业融资、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但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缺少从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部门经济行为影响的相关分析，从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更是少见。

（二）住房投资研究成果述评

近些年来，房地产市场波动与房产供需矛盾凸显使得学界对住房投资的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对家庭住房投资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维度：一是探究住房投资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二是探究住房投资与利率、公共资源供给等外部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住房投资是家庭风险金融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许多研究致力于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吴卫星等（2010）通过分析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结构变化得出住房投资对投资者在流动性资产上的投资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高玉强等（2020）通过建立跨期资产决策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家庭住房投资通过家庭可支配收入这一中介机制发挥作用，显示出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同时提出，挤出效应在城市家庭、流动性资产较低和负债水平较高的家庭作用更为突出。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已经有许多学者对住房投资与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决策之间的关系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住房投资将会产生挤压效应或财富效应，但是现有研究成果并未明确两种效应之间最终的作用效果。

另有研究表明，影响住房投资的因素广泛，不仅有来自家庭的消费能力与投资偏好等微观因素，也有购房政策和公共资源供给等宏观因素。刘洪玉、郑思齐（2003）认为住宅资产在居民家庭资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平衡资产、分散投资以及抵御通胀效应。吕学梁、马玉洁（2021）以住房为中介机制，实证检验子女性别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影响。杨赞等（2014）集中探讨了住房价格与消费的关系，微观上测定显示住房价格波动对拥有不同住房数量的家庭的消费影响相对一致，宏观上测定显示住房价格波动的区域差异对不同区域家庭消费产生不同影响。杨小科、王晶（2018）分别实证检验资本增值与公共品的改善是否对城镇家庭住房投资存在驱动力量，发现2006-2015年间中国城镇家庭住房投资受资本增值的影响较大，但是公共品对提升住房投资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住房投资是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影响家庭住房投资因素的研究广泛。从探讨住房投资与家庭收入、风险偏好、年龄结构等微观影响因素进一步拓展到政策、利率、公共资源供给等宏观视角，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考虑到我国区域间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差异，可能从政策、经济水平等方面同时对家庭住房投资产生影响。又考虑到现有文献几乎没有分析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因此，本文尝试实证分析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可能的创新

基于上述对学界研究成果的梳理，本文尝试探究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具体研究思路如下：一是从金融生态环境入手，构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二是根据家庭住房投资相关理论分析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机理，从政府治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及社会环境四个维度选取代表性指标设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研究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三是在此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由于国内外研究较少联系金融生态环境与家庭部门的经济行为，更鲜有从住房投资这个角度出发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从测度金融生态环境的区域差异入手，检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家庭住房资产配置相关性，一方面可以为住房调控问题提供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以丰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微观经济效应研究。

 

二、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与测评

 

（一）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繁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与方法出发，对评价指标的筛选与确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借鉴参考王国刚、冯光华等（2015）的研究成果，结合金融生态环境的具体释义，构建了政府治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社会环境四个准则层（14个指标层）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从2005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开始启动中国城市/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专题研究项目，并于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和2015年五次发布中国城市/地区金融生态评价报告。鉴于其研究具有体系性、成果较为成熟，故本文主要参考借鉴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研究项目专题研究报告选取评价指标。其中，在社会环境评价方面的法治环境、地方政府债务和诚信文化部分，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研究项目采用问卷调查主观评分方式进行分析。鉴于数据可得性及客观指标数据的客观有效性，基于教育利于培育诚信文化氛围、失业人数和不良贷款率影响社会法治安全的假设，本文在这部分选取人均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及不良贷款率作为诚信文化和法治环境的评价指标。

 

 

（二）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测度

参考借鉴王国刚、冯光华等（2015）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指标筛选。考虑到各省份经济发展一定时期具有稳定性以及数据可得性，本文最终选取2017-2019年除了港、澳、台之外的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进行分析。以2019年的数据处理结果为例说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金融生态环境因子得分。

1.数据标准化及检验

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文标准化采用Z标准化，即均值为0，方差为1。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数据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其中本文KMO的值 0.729大于0.5，一般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远小于0.05的数值，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可以对此进行因子分析。

2.提取公因子

根据特征值大于1，最终提取出3个公因子，特征值分别为7.142、2.998和1.278，对应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42.580%、21.704%和17.274%，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1.558%。如表2所示，这三个因子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原始指标的方差信息，能够较好反映初始指标。

 

 

选择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进行因子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公因子成分矩阵及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金融业增加值占比、财政收入/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在因子1上载荷较大，反映的是经济基础和金融发展，因此将因子1命名为经济金融因子；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总额/GDP、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财政自给率等指标在因子2上载荷较大，集中体现了政府治理水平，因此将因子2命名为政府因子；不良贷款率、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人均GDP等指标在因子3上载荷较大，较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环境发展变化，因此将因子3命名为环境因子。

 

 

3.计算综合得分

由各个指标标准化值和因子得分系数矩阵中因子得分系数可得出各因子的得分。为了更加客观，选取3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除以累计方差贡献率为权重计算因子加权总分，从而对各个地区进行综合评价。其中Xi(i=1，2，3…14)为指标标准化值，Aij(j=1，2，3)为各因子成分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1)

各地区综合得分：

F=0.5221*F1+0.2661*F2+0.2118*F3                                      (2)

从而得到2019年31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因子得分，如表4所示：

 

 

依据同样的方法可以测算出2017-2019年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得分进行对比，详见表5。根据表5可知，一是北京、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稳居前列，浙江、江苏、天津、海南、福建等东部沿海省份得分均为正，基本维持在全国前十名，中西部省份得分多为负，区域间金融生态环境差异较大。二是除个别省份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2017-2019年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排名波动幅度较小，基本维持在5名以内浮动，说明区域内金融生态环境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平稳性。三是西藏、陕西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表现突出，排名大幅上升，值得持续关注。

 

 

三、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影响分析

 

（一）实证假设的提出

假设一：政府治理与家庭住房投资正相关。

之所以提出该假设，是因为政府治理能力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是否具有活力息息相关。本文主要采用财政平衡与政府规模两个方面的指标来表示。一方面，积极的政府治理能够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与市场化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有利于为家庭资产配置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另一方面，区域间不同的住房调控相关机制如房地产交易、租赁、抵押、中介服务、监管等存在差异，加上政策落实的具体化要求不一，造成区域吸引力差异化，将会切实影响家庭住房投资。

假设二：经济基础与家庭住房投资正相关。

之所以提出该假设，是因为经济基础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要素。经济基础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一个地区经济基础越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够促进资本、资源等要素流动，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为区域内微观主体提供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同时，区域内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辅之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利于缩小区域内差异，带动整个区域协同发展，促使家庭灵活进行住房投资，减少集中投资于市中心地带。反之，如果缺乏合理的经济结构、完善的基础设施等，将使家庭住房投资具有一定程度的集中。

假设三：金融发展与家庭住房投资负相关。

之所以提出该假设，是因为金融发展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直接影响因素。金融发展主要涉及金融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活力等方面。对于家庭参与金融风险市场对住房投资更多表现为挤压效应还是财富效应，目前学界尚存在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规范、繁荣的金融市场能够为投资主体多样化资产配置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有利于增强微观主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而提升投资信心，提高家庭金融风险投资参与度。因此，笔者假定金融发展与家庭住房投资具有负相关关系。

假设四：社会环境与家庭住房投资正相关。

之所以提出该假设，是因为社会环境关系着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发展空间。本文主要采用法治环境和诚信文化两方面的指标来表示。一个地区法治越完善，诚信文化氛围越浓厚，其产生的辐射效应越能够吸引产业、人才聚集，带动当地住房市场发展。同时，良好的法治和诚信环境能够维护市场交易安全，降低资产损失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微观主体稳定投资住房。

（二）指标选取及变量定义

由于时间序列数据难以判定金融生态环境各构成因素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故选取2019年截面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1.指标选取

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体系四个方面指标数据进行筛选， 找出贡献率最大的因子，作为回归模型分析的自变量指标。以经济基础的评价指标为例，综合因子的标准差及贡献率见表6。

 

 

其中第一主成分的贡献率达到 72.572%，前两个因子的贡献率已经达到90.698%。由于只提取了一个因子，无法旋转，故可得经济基础因子成分矩阵见表7。

由表7可以看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地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四个指标在第一因子上都具有较高载荷，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载荷因子最大，该因子对经济基础的影响力最大，因此可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代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中经济基础的主要因子。

 

 

依据同样方法可得，财政收入/GDP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总额/GDP作为代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中政府治理的主要因子，保险密度作为代表金融发展的主要因子，人均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和不良贷款率作为代表社会环境的主要因子。

2.变量定义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能够描述家庭住房投资的指标。由于居民住房投资主要是商品房，难以收集到全国各省市农村自建房数据，因此选择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及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代表住房投资来判断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本文选用财政收入/GDP、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总额/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险密度、人均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和不良贷款率作为解释变量，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本文所研究指标具体如下表8：

 

 

（三）模型设计

本文假设我国家庭根据当年资产收入进行投资，即投资决策是理性的，能够有效应对投融资环境变化决定家庭投资行为。这样能较为合理地反映家庭住房投资，被解释变量也能较好体现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家庭住房投资。

为了更严谨揭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根据上文假设，实证研究分三步进行：首先，构建只含金融生态环境单个方面和控制变量、以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模型1-4，考察前述实证假设是否成立；其次，建立含有金融生态环境代表性指标体系的多元回归模型5，考察金融生态环境中不同层面因素对家庭住房投资影响的差异；最后，以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为被解释变量，重复上述第一步和第二步为对照组。设定模型如下：

模型1：Yi=β0+β1*Z1+β2*Z2+β7*Z7+ε

模型2：Yi=β0+β3*Z3+β7*Z7+ε

模型3：Yi=β0+β4*Z4+β7*Z7+ε

模型4：Yi=β0+β5*Z5+β6*Z6+β7*Z7+ε

模型5：Yi=β0+β1*Z1+β2*Z2+β3*Z3+β4*Z4+β5*Z5+β6*Z6+β7*Z7+ε

其中，Yi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家庭住房投资的各项指标，即为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和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Z1，Z2，Z3，Z4，Z5，Z6为解释变量，β0为常数项，ε为其他未解释扰动项，β1，β2，β3，β4，β5，β6为解释变量系数。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理论上也会影响家庭住房投资，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Z7引进模型，β7是控制变量系数。

（四）回归结果及分析

1.实验组回归结果分析

 

 

从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影响的整体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来看，修正后的R²为53.8%，F值为5.992，F检验显著，说明该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

其中，财政收入/GDP、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总额/GDP对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系数负相关，财政收入/GDP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总额/GDP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则原假设1不成立。即政府治理与家庭住房投资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面积系数正相关，F检验显著，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T检验，则原假设2成立。即：经济基础与家庭住房投资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保险密度对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系数负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T检验，则原假设3成立。即：金融发展与家庭住房投资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人均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对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系数正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不良贷款率对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系数负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T检验，说明原假设4成立。即：社会环境与家庭住房投资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2.对照分析

 

 

从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影响的整体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来看，修正后的R²为64.3%，F值为8.717，F检验显著，说明该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的线性关系显著。

其中，财政收入/GDP、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总额/GDP对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系数负相关，财政收入/GDP未通过T检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总额/GDP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DW检验。对变量Z1与Z2取对数再次进行线性回归，仍然呈现负相关，lnZ1未通过T检验，lnZ2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结合实验组回归结果可知，无法说明财政收入/GDP对家庭住房投资的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挤压家庭收入且具有滞后性。故下面分析将舍弃这一变量在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则原假设1不成立。即：政府治理与家庭住房投资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系数正相关，F检验显著，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则原假设2成立。即：经济基础与家庭住房投资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保险密度对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系数负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0%的T检验，则原假设3成立。即：金融发展与家庭住房投资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人均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对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系数正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T检验。不良贷款率对人均住宅商品房销售额系数负相关，但是未通过T检验，说明原假设4成立。即：社会环境与家庭住房投资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效果不显著。

综上，对照组回归结果与实验组的模型显著关系基本一致，说明研究结论与假设2、3、4相符。经济基础、金融发展和社会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影响较为明显，政府治理对家庭住房投资的正向影响未能得到实证角度证实。但是“政府治理对家庭住房投资存在影响”这一结论应当是合理的，本文未能有效证实可能是政府治理具有长期性，其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四、研究结论与相关优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2017-201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数据测度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引入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主要结论为：

第一，从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得分评价来看，我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具有较大区域间差异，金融生态环境总体上有待进一步完善。北京、上海引领东部沿海省份得分均为正，具有较为优越的金融生态环境，中西部地区均未突破零分，其投资吸引力表现一般。

第二，从回归模型结果来看，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总体上对家庭住房投资具有积极影响，但是各要素影响的效果不一。其中，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都对家庭住房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呈负向，政府治理对家庭住房投资的影响方向尚不明确。但是，政府治理对家庭住房投资存在影响应当是合理的，其影响方向未能得到实证证实可能是政府治理的政策转化时间跨度长，作用效果缓慢，难以在短期数据中集中体现。

（二）相关优化建议

家庭住房投资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稳定可持续的家庭住房投资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前文分析可知，为了实现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进一步引导家庭合理、高效参与经济活动，并采取相应措施有针对性地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从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首先，进一步提高政府治理的水平，为优化当地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有力支持，规范家庭住房资产投资行为。政府治理既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评价指标，又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治理水平的高低对家庭住房投资具有十分重要的正面影响，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刻不容缓。尤其是在当前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大力优化营商环境的背景下，更是要注重在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方面多下功夫。提高政府治理水平需要长期坚持、久久为功。从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来看，需要以更严格的标准不断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培育有创造力、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金字招牌”。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角度来看，需要进一步加快建立和完善当地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一系列民生问题。从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紧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因城施策做好房地产的调控工作，既要做好家庭住房供给侧保障，在现行住房政策体系下鼓励以租代购、推进长租房市场发展、合理配置保障性住房；又要优化家庭住房需求侧管理，减少投机性住房投资，促进人均住房面积合理化。

其次，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提供坚实的基础，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经济的基本面是影响当地家庭住房投资行为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体来看，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可供用于家庭住房投资的资金较为充足，家庭资产配置相当比较合理；而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居民家庭资产投资趋于保守化，资产配置在整体上处于“亚健康”状态。因此，应当既要充分认识到区域差异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充分发挥区域竞争的激励效应，坚持“因城施策、一城一策”的调控原则，充分挖掘当地经济发展潜力。要充分整合各类资源，聚集优势特色产业成规模、成体系，形成高效经济增长点，促进家庭财富的稳定增长。就住房投资领域来看，则应当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原则下，实现房地产市场的由“堵”转“疏”，充分利用房地产市场兼具有商品市场和资产市场的双重属性，实现住房市场化改革，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

再次，充分激发金融市场活力，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预警，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从我国当前的家庭投资的现状来看，家庭金融投资多集中于银行储蓄存款，家庭实物投资多集中于住房投资，对各类金融产品的投资占比远低于具有同等资产规模的其他国家居民。家庭投资方式单一不仅容易导致风险集中，而且也不利于金融市场长远发展。面对我国当前因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对住房投资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应对。一是要充分激发金融市场活力，加快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层次体系建设，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化金融生态，促进家庭均衡投资。在具体实践中，可以考虑在北京、上海等具有优越金融生态发展条件的地区进行金融创新与金融深化的试点改革，在浙江、江苏、天津等东部沿海地区进行多样化金融产品培育的试点工作，然后把成功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二是要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针对住房刚需，完善住房领域金融服务，满足居民合理的住房贷款需求，支持房地产开发贷款平稳有序投放。三是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风险预警制度，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安全发展，守着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本底线。金融具有天然的脆弱性，金融监管的缺位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系统风险，因而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风险预警制度，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最后，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全面推进社会诚信文化建设，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为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相对于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各项“硬指标”，法治和社会诚信文化水平虽然是属于“软实力”的范畴，但却对各种投资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充分重视法治和社会诚信文化制度体系建设，为家庭住房投资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要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征信体系，完善征信、授信和用信体系，实现诚信的“可视化”。二是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的有机统一，既要充分发挥法治对家庭住房投资行为的外在规范作用，又要充分发挥诚信文化对投资主体的内在约束作用，以良好的法治水平和诚信文化氛围提升居民参与市场交易的信心。三是要大力推进文明城市建设，营造守信文化氛围，让法治和诚信水平建设成效显著的城市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四是要充分发挥信用的激励作用，在住房投资领域全面推进差别化信贷政策，加大对信用良好的投资主体的信贷优惠力度，形成有效的信用竞争机制。五是要加快推进区域差异化房地产税收法律体系建设，充分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步促进住房配置的地区均衡化、合理化。

 

 

参考文献：

[1]聂瑞华,石洪波,米子川.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研究评述与展望[J].经济问题,2018(11):41-47.

[2]陈苏勇.论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及其优化对策[J].商业研究,2007(09):50-52.

[3]中国人民银行洛阳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金融研究,2006(01):167-177.

[4]王玥,伍昱铭,刘有为.区域金融生态评估方法研究[J].金融经济,2009(22):111-113.

[5]孙毅,徐明棋.长三角地区市域金融生态的测算与评价[J].上海金融,2013(07):34-37+117.

[6]赵然.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研究──基于熵值法的中部六省数据分析[J].区域经济评论,2015(04):103-110.

[7]吉萍.中国区域金融生态综合评价与空间差异分析[J].金融发展评论,2019(01):47-60.

[8]穆献中,吕雷.京津冀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7,31(03):26-30.

[9]李倩,息巨迎.金融生态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4(03):237-241.

[10]魏志华,曾爱民,李博.金融生态环境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4(05):73-80+95.

[11]雷新途,徐青原.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来自制造业的证据[J].经济地理,2018,38(06):102-108.

[12]伍再华,李谋,冉珍梅.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演化与家庭借贷行为——基于中国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J].当代经济管理,2017,39(04):77-84.

[13]吴卫星,易尽然,郑建明.中国居民家庭投资结构:基于生命周期、财富和住房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45(S1):72-82.

[14]高玉强,张宇,宋群.住房资产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J].经济与管理评论,2020,36(04):106-121.

[15]刘洪玉,郑思齐.住宅资产:居民家庭资产组合中的重要角色[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3(04):39-41.

[16]吕学梁,马玉洁.子女性别、住房数量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J].科学决策,2021(07):43-64.

[17]杨赞,张欢,赵丽清.中国住房的双重属性:消费和投资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4,49(S1):55-65.

[18]杨小科,王晶.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与家庭住房投资——基于CSS(2006—2015)五轮调查数据的研究[J].公共行政评论,2018,11(02):73-89+191.

[19]段忠东.住房对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研究述评[J].上海金融,2021(04):48-60+70.

[20]马征程,杨朝军,蔡明超.住房资产对风险型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基于我国家庭的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19(01):1-8.

[21]李文新,郭露.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对小企业融资影响的实证研究[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4,29(03):46-49.

[22]李扬.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3]王国刚，冯光华，刘煜辉，钟用，蔡真.中国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2013～2014）[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24]郭克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和调控机制——一个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框架[J].管理世界,2017(02):97-108.

 

作者：肖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林雅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开发性金融研究》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