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學之不講也久矣。逊清同光之際，刑部有陜豫兩派，於秋審司法，切磋磨礪，蔚然成風。其間較著者，陜人薛允升、趙舒翹，豫人陳惺馴、田我霖，或主簡練，或主精覈，洵為巨擘。他如剛毅、英瑞，出身八旗；沈家本、沈曾植，同隸江表，各有著述，以律名時。更有吉同鈞、羅維垣、汪世琪、方連軫、魏聯奎、蕭之葆、郭昭等，後學先進，不及備舉。然覆巢之下，無有完卵，所謂同光律學，不過霞光晚照，暫放輝煌。庚子一役，國本動摇，創巨痛深，人心思奮。變法之詔甫出，薛、趙、陳、田諸公，或早謝世，或遭横死，無緣參與之機。惟湖州沈家本，劫後餘生，與新會伍廷芳，同被舉薦，偏得修律之命。改中法，去繁苛，數千年悠久傳統一朝抛却；仿泰西，别民刑，百餘載中華法變於焉開啓。數載之間，律學毁棄，法學暢行，死生殊途，判若雲泥，孰意如是之甚也。

或曰：若以薛允升、趙舒翹等陜派人物主政改革，其變化或未必如此之巨，其轉圜亦未必如此之亟，蓋彼認陜派為保守而他派為激進者也。然清末變法，純由時勢主之，非由人性決之。人性固有保守激進之别，於時勢之岌岌，潮流之汩汩，袞袞諸公，隨波逐流，猶恐不及，逆勢而動，則罕有不碰壁者也。且以人性言，保守者一旦猛醒，未嘗不可變為激進，反道而行，大興改革。平心而論，晚清十年，若干人等，於改革之法，或有保守之議，甚至鼓動風潮，阻遏狙擊，然於變法救國，以中華億萬之衆，未嘗不同懷一急進之心也。

然則律學、法學之别若何，又何故强為區分耶？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夫有名須有辨，有辨斯有名，有正辨方能有正名，此乃世之常理。律學法學之辨，自來論者夥矣，然多囿於法學狹窄之地，未能於東西學術分野諦察之。試觀當今各大圖書館藏，海量山積，皆采現代圖書分類之法，自然、人文、社會科學是也。惟漢文綫裝古籍，獨以四庫分類，經、史、子、集是也。法學係出社會科學，明白無誤。至於律學，或屬之經學，或歸於乙部。判案決獄之詞，更常見於子、集。今之人若欲探尋古法遺跡，史部自為大宗，經、子、集三部，亦絶不可忽。是可知，律學法學之别，端在不同知識體系中處不同位置也。律學或可稱為法學，法學則難等律學，名異實異，不容混為一談。

猶有進者，律學以通古今之變為嚆矢，考鏡源流，巨細靡遺，故古律家多為法史專家。法學以究當世之法為鵠的，對於本國既往法律缺乏興趣，知之者少，懵懂者多，甚或罔顧歷史，自我作古者比比皆是，故於法學家中尋法史專家，無異緣木求魚。若以方法論，律學側重注釋，解析名詞概念，往往餖飣考據，罕有長篇大論。法學傾向推理，議論汪洋，下筆動輒千言萬言，等而上者，邏輯暢達，等而下者，燦若桃花。以時間論，律學終結於王朝末路之際，法學興起於帝國革新之時，風格迥異，首尾乃又相接。其間起承轉合，循環往復，機關重重，不及詳述。

又或曰：律學偏於保守，法學趨向激進，二者絶對背反。初聞之，覺為至論，再審之，則知皮相之談，不足為訓。晚清律學家，抱殘守缺，罔知變通者，固自有之，而銳意革新，洞明機務者，自不乏人。即如吉同鈞者，律學俊秀，保守中堅，然其於西學研究有素，遠邁同儔，深知改革之弊，常作痛切之語，甚為禮教諸君引作人盾，與法理派相頡頏，莫之能敵。是可知，法學視諸律學，雖屬嶄新，未必盡是；律學視諸法學，固為陳跡，亦未必全非，以保守激進區分律學法學，實乃大謬。

寄廬主人曰：必真保守者，方能真創新。古今中外，鐵血革命，移風易俗者，代不乏人，然革命之法，鮮有善終者，或僅行於一時，或功敗於垂成，皆因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也。若欲維繫世道人心，長治久安，舍法律不為，非法律不能成，故但凡法律、律學、法學，皆保守理性為立命根本。若言律學或法學家為天然之保守派，亦不為過。惟有保守理性，個人方不為利鎖名韁所縛，特立獨行，得大自在。惟有保守理性，國家方不為邪門外道所惑，朝令夕改，倒行逆施，而為天下蒼生，謀得萬世太平。

至於明亡清興，易代更迭，論者多引《國榷》，侈談清初定律，實為明朝翻版。數十年間，竟無一人詳察，以訛傳訛，幾成定論，推原其故，未嘗非律學湮没，由以致之。今將明萬曆律與清順治律逐字逐句，仔細對勘，標其異同，明其變化，俾閲者一目了然，藉知清初於繼承之中，對明律行極大改革，不僅奠定有清二百餘年法律格局，更為傳統中華法系注入嶄新活力。略仿薛大司寇允升《唐明律合編》餘意，擬作《明清律合編》，謹向昔日律學巨匠三致意焉。

疫情岌岌，警報頻傳，困擁書城，草此代抒胸臆。

                                        庚子正月初五，於京西寄廬

作者：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本文系《明清律合編》（孫家紅編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一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