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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向东风：晚清法政速成教育三题》，孙家红著，九州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1906年8月24日，处暑，广东法政学堂监督夏同龢（1874-1925）给远在东京的法政速成科校友写了一封回信。彼时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校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在筹办一个汉文杂志（《东洋》），企图在海内外华人中间传播崭新法政知识，并希望藉此对晚清政治法律改革有所影响。
这份杂志作为日本法政大学当时特别发行的两种汉文出版物之一[1]，除受到法政大学总理（校长）、日本“民法之父”梅谦次郎（1860-1910）的认可支持外，还获得诸如清国醇亲王载沣（1883-1951）、驻日公使杨枢（1844-1917）、日本伊藤博文（1841-1919）、大隈重信（1838-1922）等政界名流的鼓励表彰。但该杂志毕竟因法政大学创办的清国留日法政速成科而起，并由法政速成科校友发其嚆矢，与法政速成科学员的关系最为切近，故而该杂志发起人特别向法政速成科的往届毕业生发出邀请，以壮观瞻。其中，有着清朝戊戌科文状元出身的夏同龢，作为法政速成科第一届“屈指可数”的优秀毕业生，正在两广总督岑春煊（1861-1933）治下兴办法政学堂，顺理成章地收到法政速成科校友来信，请其为该杂志撰写题词，并欢迎夏本人或其他法政学堂的师生提交文章作品，供杂志发表。于是，也就有了1906年8月24日夏同龢的这封回信。
在回信中，夏同龢表示：创办此汉文杂志，必将有利于两国人民之间“情意交通，智识互换”，乃至对于未来东亚和平，也有着积极意义。但因为广东法政学堂创办伊始，颇费经营，收获有限，不敢“以瓦砾混金玉”，只待将来法政学堂师生成绩较为可观时，再行寄呈，以备采择。由此可见，杂志创办者——乃至日本法政大学校方的支持者们——对于法政速成科学员毕业归国后的积极影响充满期待，甚至试图将夏同龢树立为法政速成教育的成功典型；另一方面，夏同龢对于广东法政学堂创办初期的成绩水平认识还算清醒，对于文章发表也比较谦虚谨慎，并不认为时人已经掌握足够的法政新知，可以游刃有余地发表学术论说。最后，为了回应法政速成科校友的良法美意，夏同龢谨以两首小诗相赠，作为答词，寄托祝愿。全诗如下：
春风不解分疆界，航海梯山共一家。
圆嵪方壶闻笑语，座中无处不烟霞。
新论应能拟华桓，日长惟忆异书看。
编成早乞双鱼赐，客向东风正倚栏。
从诗中所使用的“航海梯山”“笑语”“烟霞”等词语来看，似乎夏同龢昔日留学生活充满了浪漫的情调。与此同时，他对法政速成科校友新近创办的杂志（《东洋》）表达了美好期许，希望能够早日收到新的杂志——编成早乞双鱼赐，客向东风正倚栏。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东风”既可以指具象，即东边吹来的风，或代指春风、春天；也可以表抽象，意味着一种带有革命性的思想或新事物。在历代诗人的写作实践中，“东风”一词往往语带双关，有时还带有一定感情色彩，引发读者的奇妙遐想。在夏同龢的这首诗中，即是如此。该诗作于是年农历七月初五（8月24日），已然处暑时节，夏同龢身处岭南，诗中的“东风”显然并非指代春天的“东风”，更像是一股来自东洋、吹向华夏的知识浪潮。
诗文末句中的“客”字，则可以认为是夏同龢的自称，兼有客居之意。“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夏同龢作为戊戌（1898）年贵州省文科状元，此前曾客居扶桑，求学东瀛，如今又客居岭南，从事法政教育。正如他此前接受日本《法律新闻》采访时所言，他日归国，立志“广兴法政学校，使国民皆有法律知识”。彼时彼刻，相信包括夏同龢在内，众多华夏有识之士正在倚栏相望，翘首企盼来自东洋的法政知识浪潮来的更加猛劲，给华夏神州带来一种深刻的沧桑巨变，荡尽人间一切的腐朽和不平。
然从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或所谓“学术规范”的角度言，“客向东风正倚栏”这句诗的原创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我们知道，早在数百年前，北宋诗人苏轼（1037-1101）就曾在名为《题潭州徐氏春晖亭》的诗中写过一句非常类似的话。该诗云：
曈曈晓日上三竿，客向东风竞倚栏。
穿竹鸟声惊步武，入檐花影落杯盘。
勿嫌步月临玄圃，冷笑乘槎向海滩。
胜概直应吟不尽，凭君寄与画图看。
很明显，夏同龢的这句“客向东风正倚栏”，完全脱胎于苏轼《题潭州徐氏春晖亭》中的诗句，不过将“竞”改成了“正”字。对比参观，两首诗的意象结构大不相同。苏诗前四句“曈曈晓日”“客向东风”“穿竹鸟声”“入檐花影”等等，完全是在写景，尚未进入比兴阶段。夏诗四句，则更为直接坦诚，表达出作者当下的一种真情实感。
按照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说法，“一切景语皆情语”。苏轼于写景之中，自然也是蕴藏情感在里面的，而其情感表达究竟比不过夏诗来的直截了当。因而可以说，夏同龢在给法政速成科校友的赠诗中，大胆借用苏轼的诗文原句，稍加改动，颇有“化腐朽为神奇”之效，更加清楚地呈现了崭新的时代背景下，神州士子期望通过吸收外域新知、更新国故的迫切心情。
说到苏轼，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足以彪炳史册，而在中国法律史上，其实亦可圈可点。尽管他没有像白居易那样，留下《百道判》（又名《白居易判》）之类的判牍经典，但他所经受的“乌台诗案”，早已成为法律史和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引发后学不断考索。此外，苏轼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法律史学命题：对于传统士大夫而言，“读经”与“读律”何者更为重要，何者更属根本呢？
这一命题源自公元1071年苏轼给他弟弟苏辙赠诗之中的一句戏言，其言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戏子由》）与晚清夏同龢所处时代类似的是，苏东坡这句戏言产生的历史背景，也是朝廷的变法改制，而且同样是国家刻意抬高了法律专业的地位，鼓励读书人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并以法政知识的水平作为选拔官僚的重要参照。揆诸全诗，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苏轼对于当时朝廷变法中抬高法律专业的做法不以为然，甚至充满鄙夷和不屑，觉得贬低了“读书”——即“读经”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作为读书人，“读经”才是根本，“读律”无异在舍本逐末。
在苏轼之后——乃至现今，人们对于这句诗的解读往往趋于两极。其中一极认为，苏轼是一个坚定的反对读律派，而坚决地主张读经，并以之作为读书人的唯一根本。另一极则侧重从这句诗的字面上解读，有些不负责任地认为：苏轼其实也主张读律，认为读经书的同时也应该读律，因为这样才是通往“尧舜之治”的必由道路。比如明清时期著名的讼师秘本《透胆寒》，在序言部分便改用苏轼的诗句作为开篇，其言曰：“读书不读律，治术非尧舜之资也。读书耑读律，修身以萧曹之技也”。虽然其中对于苏轼的原诗充满曲解，但在民间传播过程中，尤其在那些读书不求甚解的措大那里，不无为律学（讼学）张目之效。
尽管如此，写下名句“客向东风竞倚栏”的苏轼，毕竟还是那个苏轼，并不会因为后人的曲解而改变既成事实。苏轼反对朝廷变法过程中刻意抬高法律专业的地位，但对当时国政的影响毕竟有限。所以说，与宋代的苏轼相比，晚清的夏同龢无疑是幸运的。他处于一个旧政权即将土崩瓦解的崭新时代，法政知识不仅不再属于学业偏门，反而成为一种国家政治法律改革过程中的“知识刚需”。
或如本人书中所言：这些法政速成科学员以有限的新学知识，未必可以造就一个民主富强、和谐有序的新国家，但足以摧毁一个专制腐败、风雨飘摇的旧体制。夏同龢不仅成为法政速成科学员中的佼佼者，更身体力行，投身于法政教育事业，作育人材无数。而与夏同为日本法政速成科校友的衮衮诸公，在20世纪的中国舞台上，更是上演了一出出历史的活剧，其间既充满忠诚与坚守、敬业与奉献，也充斥着逃离与背叛，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
凡此种种，意不尽言。不知在1906年8月24日给法政速成科校友回信赠诗之际，“倚栏”正待“东风”的夏同龢，是否已经预见法政速成教育的诸般因果，他心目中的法治中国又是什么样子呢？
辛丑孟秋于京西寄庐
作者：孙家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本文系《客向东风：晚清法政速成教育三题》（孙家红著，九州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一书代序。
注释：
[1]另外一种，即《法政速成科讲义录》。